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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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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族史 (一)

 我們的家族

六百年前,我們的祖先從福建省莆田縣遷至廣東省,在歇陽縣桃都溪邊鎮定居, 當時的黃家只是一個普通的家庭,而且很窮, 我們的曾祖父黃國興學習非常努力,參加了科舉考試, 在他晝夜學習下,他通過進士及第, 他開始擔任低級官員,後來升任到江西省教育督學,最後他被欽命為福建省巡撫,   隨著政治生涯上的成功,他將家從偏遠的歇陽縣,搬到了商業集中的潮安市,他後來被評為潮安市歷史上七大最有才華的學者之一,鄉人為紀念 他的政績,在潮安市主幹道廣濟大橋的盡頭,修建了一座石碑拱門表揚他,他在潮安市的市中心杜巷,建造了一 座巨大的榮譽學者大廈,這座豪宅存在好幾百年,不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本入侵摧毀.

我們的曾祖父是黃貞守,他在潮安市從事棉布和染色生意,他的商業領域覆蓋了所有在梅江和仃江流域區的城市。

我們的祖父黃仰初又名黃睿通,繼續家族企業,祖父沒有興趣也沒有精力在學習方面,他遵循了家庭傳統,提高了家庭財產價值,並成功地擴大了生意上的領域,他曾經當選為潮安市翠德慈善堂的會長,他還當選過潮安市服裝染色商業協會會長和潮安商業協會董事,他在1975年去世,享年90歲他是個強人,比我們的父親多活了一年。

我們的父親黃雄略出生於1911年,是黃仰初的第一個兒子。 他有一個同母親生的妹妹, 他們的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繼母生了四個兒子。

黃雄略高中畢業後到上海繼續教育,1930年就讀於上海法學院,當時上海法學院院長是褚褚輔,教務長是趙堔韻,他們都視父親為優秀學生。

1931年日本入侵滿洲,9月18日發生瀋陽事變,父親認識到救中國、必須把日本侵略者趕出祖國,這才是中國青年的愛國義務, 他兩次召集同學從上海到南京,抗議這些野蠻的日本侵略,並敦促中國政府採取行動反擊,他還組織同學們向街上的市民捐款,支持東北軍隊抗日,他的名字在當時就被國民黨注意和評論。

1931年冬天,他回到潮安市,娶了第一任妻子, 在他回家期間,上海對日本戰爭於1932年爆發,被稱為"1月28日上海事件",戰爭阻止父親回到上海繼續他的教育,他決定去廣州國立中山大學繼續他的大學教育, 在第一次婚姻中,長子黃樹桐出生於1932年的潮安,1月28日的上海戰爭在三個月內結束了,沒有預料到的是廣州的政治環境變得泥濘不堪,許多軍閥自治割地建立自己政府, 他決定回上海完成法律教育,在上海從母親家張莉雲家裡租了一間房定居。

1928 年,蔣介石下令國民黨內成立一個情報組織,這是國民黨中央情報調查委員會的由來,被簡稱為中央俱樂部,英文以CC代表, 以後被稱為中統,蔣介石指派中央俱樂部由陳立夫和陳果夫兩兄弟領導和控制, 陳氏兄弟是國民黨元老陳英士大哥大孩子,陳英士一位草根型腳踏實地的革命家,是孫中山的同志,也是黑社會青幫的元老,他曾經當過江蘇省省長,是蔣介石的導師和靠山,今天歷史將CC兩字的解釋,不只是將中央俱樂部直接翻譯的縮寫,更可以說這俱樂部是由兩個陳氏兄弟形成和控制,中央俱樂部在1948年改編成中國的聯邦調查局。

1932年,父親加入國民黨,國民黨是中國的一個政治黨派,由中國國父孫中山博士創立,父親有可能接受一些國民黨中央情報局調查委員會命令,進行一些秘密活動,但是在進一步的研究和調查,我認為父親並不是CC的成員,也不在這組織薪水名單上, 他的法律見解和教育水準,將自己遠離任何秘密機構中的泥潭,對於陳氏兄弟喜愛的政治遊戲來說,他是一個非常難得的資產, 他可能收到陳果夫的命令,在CC協助下,為國民黨和陳氏兄弟執行一些特別任務, 當時陳立夫是國民黨的秘書長,是黨內最有權勢的人,僅次於蔣介石,陳果夫是國民黨組織部部長,控制著全國民黨黨員的記錄和調查報告,當時有一句名言說,"整個中國是屬於蔣介石,國民黨是被陳氏兄弟擁有"  . 1932年,在CC穩定、正常運作后,陳立夫任命其堂兄徐恩曽主掌 CC, 陳可以抽出更多時間發展政務系統的事人事安排,而中央俱樂部仍然處於陳氏兄弟間接控制之下,他們可以全神全時地關注政治發展,來擴大自己在黨和政府系統內的勢力範圍,逐步奪取更多的權力和重要地位。

  

我們母親的家庭

上海原來是長江出口的一個小小魚村,三百年前就有漁民定居下來,鴉片戰爭後,上海奉命讓一些土地給勝利的外國政府,並開放與外界貿易,英國1847年在這裡建立了第一個定居點, 美國、法國和日本後來聯合起來也建立的管轄區, 1849年法國人從英國人手裡購下大量土地,建立了自己的法租界,1854年,英、美、日三國簽訂合同,同意在上海建立國際租界,由在上海除了英國和法國之外所有外國領事館共同管轄,在上海的這些外國勢力控制的租界,是中國革命的目的之一,將這些外國勢力驅逐出上海。

母親的祖父,也是父親張少卿的父親,原來是淮軍的士兵, 淮軍是由李鴻章(1823-1901)組織領導6000名貧苦安徽農民的軍隊,李鴻章在去世前,一直主導著滿清政府的外交和軍事政策,他接到幕後統治中國慈禧太后的命令,我們的外曾祖父跟隨李鴻章到上海與太平天國叛亂分子作戰,淮軍與英國、德國、美國、法國等在上海屯住的外國軍隊結成盟軍,一起和太平天國叛亂分子作戰,1864年,盟軍征服了上海附近的蘇州和常州,消滅了太平天國,重新控制了上海和南京。

戰後,張少卿的父親在上海安頓下來組建家庭, 張少卿生於1874年左右,他身高六英尺,身材魁梧,他從父親那裡學了功夫和其他武術,在上海市每兩年舉辦一次的武術比賽,獲得第一名,被封為武舉人,他成人後加入法國租界警察局擔任巡捕,他娶了一個當地女孩為妻,有一個兒子和六個女孩。

母親張莉雲,生於1915年, 她是張少卿的第五個女兒,大姐嫁給彭少林,我們叫他大老虎,因為我們這些在四川長大的孩子的發音,大姨夫和大老虎差不多,這叫法一直持續的大姨夫在紐約過世,大姨夫在停泊上海的一艘美國軍艦上做廚師, 在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之前,大姨夫自己一人跟隨美國海軍軍艦回美國,二姐張曼雲從來沒有結婚,從小就在她們家裡掌管大小事務全部由她負責,所以孩子們都習慣叫她為大阿姨,我們在香港時候,母親將二姐和小妹美英阿姨,接到香港,小妹不習慣香港的炎熱氣候和廣東人生活習慣,呆了幾個月回去上海,大阿姨跟著我們到台灣,一直在為我們奉獻了自己的一生,尤其母親過世後,她一直照顧整個家庭,不但照顧我們更服侍父親,大阿姨在1968年因腎衰竭去世,享年63歲,母親的第三和第四姐妹嫁給了當地農民,對她們知之甚少,張家獨生子,小舅舅比母親大 3 歲,總是戴著金邊眼鏡,一輩子都是商人,我們在香港時,他曾經到香港看看是否有商機,呆了一個月就放棄回上海,1950年,因為他是資本家,被中國共產黨處決。

 

父親和母親

母親在1937年從上海肇和中學畢業,入學上海同濟大學,同濟大學是1907年由一名在中國執業的德國醫生創辦的一所醫學院,母親在大學里非常活躍, 是女子籃球隊的一員,  1938年,日本軍閥在上海開闢了第二戰線,希望不久可以和華北的戰爭結合起來,迫使中國投降,經過三個月的血腥戰鬥,上海終於落入日本人之手,南京在一周后被佔領,造成了歷史上被稱為"被強姦的南京"的可怕而血腥的南京大屠殺,母親家裡非常安全的,因為他們住在法國租界,在戰爭前期,日本還不打算接管這些租界,希望能夠避免和歐美國家產生衝突,可是抗日戰爭蔓延到整個中國,母親在1938年決定輟學,嫁給父親, 我個人相信,這次婚姻是父親說服母親,結婚可以給他成為一個有家庭的安分守己的男人,掩蓋他在上海的秘密任務,母親一生中後悔她做出如此草率的決定, 輟學結婚沒有能夠完成大學學業, 婚後他們在法租界租下一棟房子為家。

父親在1935年春畢業於上海法學院,獲得了一份國立暨南大學的教務長助理職務和和暨南大學中學部的教師聘書,一年後,他被國民黨指派為印度支那海外文化發展部的研究員,專門研究印度支那當地華僑,我相信他實際上收到陳氏兄弟給他另外一些秘密工作任務,父親仍然居住在法租界,繼續他研究員的工作,父親在日本佔領期間的秘密官方頭銜是國民黨上海特派員,目前,我們找不到他到底在從事什麼樣工作?也不曉得他的工作向誰報告?也不曉得他的下線是誰?  有多少下線?  他在上海的地下工作,我們理解他沒有像CC或國民黨中央情報局那樣參與任何軍事行動或任何暴力活動。 他只是為國民黨收集了上海日本軍事以外的信息和情報,也可能只為陳氏兄弟探取一些社會情報,可以肯定的是,他組織了上海愛國青年到重慶參加對日作戰工作,他的地位和活動對國民黨至關重要,這些愛國活動絕對讓日本人發瘋和害怕,上海的日間諜接到命令,必須立刻消滅他。

1939年冬天的一天,父親在善鐘路的住家前遭到日本間諜的襲擊,他的手、腿和腹部各中一槍,母親聽到槍聲,意識到她丈夫發生了危險,她立刻跑出去大聲呼救,剛好這名日本間諜在槍口對準父親頭部時,手槍發生故障后無法射出子彈,逃離現場,父親奇跡般逃過鬼門關,母親一邊叫救命,一邊追逐這位愚笨的日本間諜,追趕了大約兩百米, 突然這日本間諜回頭朝她開槍,槍這次起作用了, 子彈朝母親方向射去只偏差了幾英寸,這時法國巡捕也迅速趕到現場,日本間諜沒有機會再回來完成暗殺任務,父親被送往附近的寶隆醫院進行緊急搶救手術, 他手和腿上的傷口很小,但是中腹部的子彈穿過他的胃和腸子,留在肚子內,經過幾個小時的手術后子彈被取出,他的生命被救回了,他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法國巡捕被派到醫院,每天24小時在病房門口保護,當時上海各大報社都有廣泛報導了這一事件,讚揚他的英雄行為,並高度讚揚我們勇敢的母親救了她丈夫的命,今天父親左腹部還有一道清晰可見的傷疤, 每次講到他那英勇的一天的故事時,他都喜歡給我們看他的傷疤.

法國巡捕房迫於日本軍事當局的沉重壓力,強迫法國領事館將他們趕出法租界,可以完成他們暗殺未遂的命令,在父親完全康復之前,他國民黨安排他們化妝後離開醫院,上了一艘歐洲的遠洋班輪從上海到香港,再間關到對日本戰爭期間的中國臨時首都重慶, 這次逃出上海雖然是國民黨地下工作人員周密安排完成,仍然充滿危險, 今天我們沒有找到關於這次逃跑的任何資訊。

抵達重慶后,父親受到蔣介石的最高 讚揚 ,當時蔣是至高無上的中央軍委 主席 ,是領導抗日鬥爭的最有權勢的人物, 他派秘書李唯果向父親致以最誠摯的私人問候,父親被授予功績獎章,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也頒發巨額獎金給他補充營養費。

幾個月後,父親於1940被派到越南執行另一個秘密任務,組織華僑在越南和柬埔寨抗擊日軍,他的正式頭銜是國民黨柬埔寨黨部書記,他搭飛機從重慶飛往越南首府河內,當飛機接近河內時,這座城市已經被日本人佔領,飛機立刻返回昆明,父親為完成他的使命,沿着滇越鐵路,從昆明步行將近一千公里到達河內,履行他的任務,滇越鐵路在對日抗戰中,日本為切斷中國獲得外來援助,將這條鐵路完全破壞掉。

父親在越南與中央軍事委員會特派員荊森洲先生共事一年多,中央軍事委員會是抗戰時,中國政府最高、最強大的軍事部門,荊先生也是由戴笠領導的另一個情報機構,軍統的秘密特工, 父親走遍整個被日軍控制的越南和柬埔寨各地,收集寶貴的人文,地域,和軍事情報, 這些資訊對盟軍今後在印度支那的軍事行動非常有效。

1940年,母親在重慶找到了一份僑務委員會的工作,因為她在上海為挽救丈夫的生命而勇敢行為,讓最高當局安排她在父親出任務時,能夠安心工作, 她繼續在同一部門工作,一直到父親被派遣到海南島工作為止。

 

兄弟姐妹和我

1940年,龍年家裡的第一個女兒箐箐在重慶加入我們家庭,她的暱稱和正式名字都是箐箐, 1943年,我成為黃家的第二個孩子和第一個孫子, 我原來名字是樹我,後來父親改名為樹梧, 因為我是黃家第一個孫子,所以被當成寶貝,從小叫阿貝,我是出生在羊年,在中國十二生肖中馬的最後一天,所以我的生日迷惑了很多人, 在到台灣登記生日時,為了可以領大孩子的口糧,寫成1942, 當我還是嬰兒時, 我兩眼被感染到病菌,兩隻眼睛因為角膜潰瘍腫脹而無法打開, 媽媽綁住我的雙手,不讓我去抓傷兩眼, 最後在腫脹成熟時,她用針頭刺破膿腫,釋放膿腫內地潰瘍, 我的雙眼得救了,現在我的雙眼周圍還是可以看到一些疤痕線條。

1945年5月31日,公雞年,樹民加入了我們的家庭。 他被暱稱為阿飛,因為他的皮膚是非常黑暗,被認為是土匪,所以給阿飛這小名,因為父親和母親都有全職工作,我們家裡有一個保姆和一個女傭,我現在還記得小時候有兩個難忘的事件, 第一件是女傭殺了一隻活雞,我坐在地上被嚇壞了大哭,第二件事是箐箐和我站在山頂上的家,對著下面經過的美國士兵開著吉普車大喊"你好你好"。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遇襲後,父親從柬埔寨被召回重慶, 他奉令從國民黨中央海外部,調到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擔任專員職務,和母親在同一部門工作,我相信,父親是陳氏兄弟下令將父親的政治生涯改換跑道,從政黨系統轉為行政單位,集中力量來幫助陳氏兄弟在政府體制內的影響力, 陳氏兄弟認為父親是他們未來的重要政治資產, 他同時被任命為《海外華文通訊》雜誌的主編,負責為海外華人編輯所有教學書本。

1943年,蔣介石下命令蕭吉珊成為新成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執行長,這是國民黨內掌握實權的單位,蕭是陳立夫的大學同學,也是CC在創始的第二人,但他在1935 年脫離情報系統,轉行到行政系統工作,但是和陳是氏兄弟的親密關係從來沒有斷過, 這和父親的從政模式完全一樣,中央委員會是國民黨內最有權利的機構,蕭任命父親為委員會內新成立的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和執行秘書, 這研究所的工作是,收集了印度支那的所有文化和軍事資訊,直接向蔣介石彙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向盟軍投降, 中國通過這一次慘痛的勝利獲得了回報,成為世界五大強國之一, 事實上,在八年的戰爭中,中國失去了三千萬人的生命和千億美元,離開成為世界級的強國還是遙遠的很,共產黨利用抗戰這機會,在八年間將土地和管轄人民權力上擴大好幾倍, 1945年9月,父親帶領一個接收團隊從重慶飛抵南京,接管了由日本政府控制的僑務委員會,母親被任命為僑務委員會家屬回京小組的組長,將僑務委員會職員和家屬從重慶帶到南京,包括嬰兒和長者在內的約有一百人。這是一個三千公里的旅程,運輸的方式,包括坐船,搭火車,乘卡車,甚至步行,只有一個目標,向東前往中國首都南京, 跋涉兩個月內圓滿完成,沒有發生任何事故,更沒有人員傷亡,我仍然記得這段旅程的一部分。

 1948年3月1日,鼠年,樹藩出生在南京,綽號阿毛,因為從出生他有很多頭髮,南京我們居住的房子非常小,因為雖然父親職位高應該獲得大房子,但是因為房源緊張,父親在抽籤中沒有分到房子,母親卻抽中了房子,但是職位低只能夠分配小房子,我現在仍然記得,在夏天的晚上,我們可以看到螢火蟲在我們房子和遠處的城牆之間的墓地上閃亮。

今天,我依然能清楚地記得一些南京時期發生的事情。 一個是樹民看到我上幼兒園,那時他只有兩歲,一定要和我一起上,不答應就哭個不停,因為幼兒園就在村子裡,校長答應讓他入學,從此他每天早上和我一起去幼兒園,我的另一個記憶是有一天,我們看到一輛吉普車停在操場上司機已經離開,可是發動機還在空轉,我決定帶樹民去了解吉普車的操作,我玩下面的加速器和離合器, 樹民站在座位上,握著方向盤, 突然,吉普車向前移動,開進操場邊的一個池塘, 幸運的是,我們被學校老師救起。

我的另一個記憶是一位老師從操場上叫我回去救出樹民,他坐在他拉出來的排泄物中,我拉起他的手,帶他回家交給保姆清潔,還記得一個冬天下午,一個同學女孩邀請我到一個她家作客,但必須將鞋子底擦乾淨,太容易了,冬天, 那個我們駕駛吉普車掉進去的池塘就結了厚厚的冰,平常我們都在上面溜冰, 我到池塘上溜冰,將鞋子擦乾淨,但是天氣暖和了,池塘上的冰塊已經開始融化,我一踩到冰上,立刻沉入冰冷的水中的,我在水中掙扎了一陣子,被那女同學叫我保姆救了我衝回家,把我放在爐子上把冰凍的身子加溫,我還記得在南京上的第一堂有關電的教訓,看到宿舍走廊上有一些電源插座,平常人們將一些電器用品插上,就會工作,小盒子居然有人說話和唱歌,好奇心讓我一定要找出這插座為何如此神奇,我兩只手,拿了兩個小鐵釘,把它們塞進走廊的電源插座裡,一陣昏亂,我被高壓電擊倒了,我從來沒有將這實驗告訴任何人, 因為它太尷尬了, 不讓其他人知道我的愚蠢,我記憶猶新的另一件事是幾乎每個下午放學后,我和樹民總是餓著肚子回家, 保姆會給我們一碗米飯,上面加一些醬油和豬油渣,這是我們童年晚餐前最好的零食, 我們全家經常去玄武湖和雨花台,  我們坐一條小船在漂浮的花朵中遊蕩,偶而買些新鮮蓮子當零食,  2002年我回到南京,小時候的印象完全找不到了,我們同父異母的哥哥黃樹桐,來到南京,和我們住在一起,他在附近的中學上學,沒有和我們一起去海南島。

住在南京期間,我們大約每兩個月會去上海,看望母親的家人,我們第一個阿姨的四個表兄妹,他們的長子彭鳳剛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是鐵路管理學士,在上海鐵路局工作, 我相信他確實在父親的影響下加入了國民黨特別機構, 二兒子彭鳳翔, 也畢業上海交通大學電氣工程,第三個兒子彭鳳岐,他參加軍隊,是蔣介石中國軍隊的軍官,駐紮在西安附近,第四個兒子彭鳳鳴正在上高中,我記得那時我是多麼地羨慕他們, 因為他們口袋裡總是裝著美國巧克力和其他美味的零食, 他們經常把摩登和漂亮的女朋友帶回家,他們上海話和英語混合的會話聽起來是如此美妙,週末他們都有聚會和舞會, 他們的奢侈生活方式讓我年輕的心就希望能夠追到夢想,四表哥彭鳳鳴,高中畢業後沒有念大學,和三表哥一樣加入了中國政府軍隊,是唯一隨國民黨移居到臺灣的親戚,他和妻子居住在臺北,在一家電子公司當電子技師,我曾經和他一起出差到台灣一些地方裝設電話交換機,大姨夫,大老虎, 在1958年從美國海軍退役後訪問臺灣, 他希望彭鳳鳴能夠移民到美國去照顧他, 經過多年考慮,彭鳳鳴終於1974年移民美國,他在紐約皇后區的一家電力公司工作,正好我也是那時家人移民的美國,雙方一直有來往, 有時我們會一起去紐約的中國城,探問住在老人公寓的大老虎, 不幸的是,彭鳳鳴於1977年因心悸梗塞突然去世,留下四表嫂和女兒彭銘奕,彭鳳剛在1950年被共產黨處決,罪名是是國民黨的間諜,彭鳳翔一直在解放軍海軍工作,從大連海軍造船廠總工程師位置退休, 三表哥彭鳳歧,因為移民美國,改了名字,在大老虎的擔保下1977年也移民美國,他一生沒有結婚,不曉得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沒有清算這蔣介石軍隊的軍官?在我前妻做脊椎骨手術時, 他在我們家照顧孩子,我們搬到洛杉磯后失去了聯繫。

我們還有三個表兄妹,都住在上海, 1988年,我回到上海,和他們一起吃過飯,也參觀了老房子,還是原來住的老房子,但是一棟樓分別住了四個家庭,見到了一群母親身邊的親戚,雖然經歷過不穩定和艱難的生活,但是每個人身體都非常健康,表兄弟中最大的一個張建中,是小舅舅的唯一兒子,他在2005年退休前,被單位派到洛杉磯和三藩市訪問,我們在美國有機會聚在一起。

1947年,陳果夫給父親兩份工作讓他選擇, 一個是臺灣臺北市長,另一個是要成立的海南島僑務委員會海南島局局長, 臺灣原來是福建省的一個島嶼,在甲午戰爭後。清政府戰敗在1895年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 將台灣割讓給日本 , 二戰後,日本戰敗回歸中國,父親當時36歲,他認為,陳果夫給他選擇的理由,是探測他到底會追求輕鬆的工作或選擇有挑戰性的任務,是檢測他的抱負和在政治上雄心,來作為他未來的晉升評估的考量,他挑選了更困難和更具挑戰性的工作,擔任海南島僑務委員會局長, 這任務不但是必須從零開始建立一個新行政單位,另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海南島是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家鄉,宋美齡在抗戰時期,代表中國和蔣介石活耀在美國和全世界政治舞台上,成為國際上被政治家,軍事家的愛慕對象,宋美齡的父親宋查理出生在海南島,為了取悅蔣介石和他的妻子,政府願意花很多錢來照顧宋查理的家鄉,宋查理是在美國接受教育的牧師,在中國以賣中文聖經致富, 他支持中國革命,是中國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好朋友,不但提供巨額資金援助和更將大女兒宋慶齡送給孫中山, 他的全家和家人被邀請參加孫中山博士的就職典禮,宋查理有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第一個女兒宋靄齡嫁給孔祥熙,她也是在美國接受教育,孔是中國山西的富商,也是蔣介石時期中國政治上的第二位權貴, 二女兒宋慶齡嫁給孫中山博士, 她原來是接替大姐孫中山的秘書職務,因為大姐要出嫁所以由她代理,後來由秘書成了情人,然後是妻子, 為了女兒和孫中山結婚,這種不名譽的婚姻和年齡差異,宋查理切斷了與孫的所有關係, 第三個女兒宋美齡嫁給蔣介石,蔣介石騙他原來的妻子去美國唸書,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姻,讓蔣介石和孫中山成為連襟,這是政治上的投資,這特殊關係給蔣介石在國民黨內享受到無數的利益, 獨子宋子文是中國金融經濟界的強人,他是宋家唯一反對妹妹美齡嫁給蔣,但是也因為這層剪不斷理不清的關係,宋氏家族在1925年到1945年的二十年間,主導在中國中國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動向巔峰。

父親到海南島接受新挑戰後,他召集他的兩個弟弟也到那裡,我們的三叔和四叔,在父親的經濟援助和生產指導下,他們在海口開了一家餅乾廠, 這是1947年海南島上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的現代餅乾工廠。

六個月後,母親辭掉了工作,從南京把我們三個孩子搭火車帶到廣州,再登上了從廣州到海口的客船到了海南島,在廣州,我們在炎熱潮濕的夜晚沿著水果攤走,第一次品嘗到荔枝,木瓜和楊桃,我們海口的家是一棟二樓的房子,一樓是辦公室,大約有十名員工,我們住在二樓。

我在海口的第一年就感染上肺結核,當時結核病的唯一藥物是青黴素盤尼西林注射,那時剛剛問世,每一針花費一百美元,在1947年一輛小轎車也不過八百美元,在花費幾千美元之後,我的生命挽救下來, 謝謝爸爸有足夠的錢來延續我的生命。

海南島位於熱帶地區,白天非常炎熱,但晚上從海峽吹來的海風可以降溫許多, 幾乎每天下午都會有時間不長的陣雨,雨後樹頂上的蟬鳴帶來夏天的歡慶,有時可以聽到小男孩的歌聲,他拿著一個保溫的木箱在叫賣冰棍,偶爾工廠會送新生產的餅乾給母親品嘗和建議,母親是新產品的最終決定人,母親是全職家庭妻子,無需為做飯和打掃房子煩惱,我們家裡有一個廚師和兩個女傭,家裡有一手搖留聲機和很多中英文唱片,母親的聲音非常出色,她是周璇和和白光的歌迷,兩人都是當時最受歡迎的歌手,母親幾乎能夠唱她們所有的歌曲,樹馨繼承母親的好聲音。

每到週末,父親會邀請當地政府,軍事,和商業人士到家裡聚餐聊天,建立政軍商關係,一定有的菜餚是烤乳豬,我們廚師阿莫是海南島第一把手,我們離開海南島去香港前,家裡女用人,告訴我們,每次烤好的乳豬,阿莫一定將脖子下切掉整權一英寸的脖子,再裝回去而看不出來,因為烤乳豬最好吃的就是這段肉。

戰後,國民黨和共產黨無法和平相處,將八年抗戰的戰爭延續下去,國民黨在政府官僚作風和美國政府的干涉下,幾乎輸掉了每一場戰鬥,被共產黨打敗的軍隊撤退到海南島等待運送到台灣,這是整個中國唯一剩下被國民黨控制的兩個島嶼,撤退到海南島的軍隊借用整個樓下辦公室,睡在地板上,幾乎沒有任何糧食,更有很多士兵還有嚴重的傷口,沒有足夠的食物和醫療藥品,如何能夠讓這些離家背鄉的孩子生存下去,父親找認識的醫生給傷員治療,更購買消炎藥品和其他醫療用品給傷員,還命令職員購買大量的豬肉、牛肉、雞肉和其他副食品給這些可憐的士兵,帶隊的司令官聽到軍官報告父親的慷慨大方,叫下面軍官送給父親幾箱白蘭地和威士忌,  父親到司令部道謝,  回來後非常憤怒地告訴母親,所有這些軍帽有花朵的高級軍官, 除了賭博和喝酒, 每天享受山珍海味的食物外,  根本不顧自己士兵的死活, 也不醫療傷員,  這樣的政府怎麼能夠繼續存在, 幾個月後,除了海南島和臺灣,  國民黨失去整個中國大陸,   我們小市民, 不知道哪裡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一九五零年一月,和蔣介石一起到台灣的陳立夫在政争中失敗,被趕到美國養雞, 沒有政治上的靠山, 父親不敢貿然到台灣,  決定送我們到香港, 香港是在英國政府控制下,共產黨還沒有足夠的勇氣去打擾它,  我記得一個小舢板把我們帶到一條下錨在港外的遠洋客班輪’盛京號”,  一天半後我們在香港下船,  當時的香港連一棟超過六層的建築都沒有,  到處是逃離共產主義的中國人, 我們在香港山坡上租了一棟面向九龍的兩層樓房子,不到三天父親又飛回海口忠實地履行上級交代的職責,一九五零年四月二十三號,我們從收音機里聽到海南島被共產黨接管,父親卻一些信息和下落都沒有,母親在害怕和絕望中渡過了半天,在我們家的陽台可以望着對海的啟德機場,記得那天根本沒有飛機起降,希望奇蹟剛過中午,突然看到一架從西邊飛來的飛機降落在機場,我們不存如何猜想和期望,因為根本不曉得這架飛機來自何處,那時香港的通訊條件非常差,家裡有電話的更是寥寥無幾,但是我們仍然期望父親是在這降落的飛機上,幾個小時后樓下有人敲門,父親回來了,身上只有一件襯衫,兩手空空的安全回家,他告訴我們,自從我們到香港後,家裡廚子和用人都解僱了,每天早上自己出來吃早飯,今天早上和以往一樣去習慣的早餐店,突然一台軍用吉普車在他身邊停下來,一位將官從車裡跳下來,問他你為什麼還在這裡嗎? 父親告訴他要吃早餐, 那位將官回答,等你吃完早餐,應該可以在共產黨的監獄吃午餐了,那將官把父親抓進車裡,立刻飛奔到機場,沒有多少麻煩,就在共產黨接管機場前二個小時,他們登上了最後一架從海口起飛民航大隊最後一班飛機,飛機上有四十幾位國民黨的高層人員,父親的生命被這位將官救下來了,可惜我們到今天也不知道是誰救了父親。

那時臺灣的未來非常不確定,李宗仁在美國希望另外成立新政府,一些避難到香港的政客為了自己的利益,也希望成立第三政府,那時到處是謠言,誰也不曉得明天政治的變化,美國政府為了推卸大陸失手的責任,華盛頓發表了《1949年中國白皮書》,指責中國大陸失敗的過錯,最主要原因是國民黨的腐敗和蔣介石的愚蠢,他們得到美國所有的援助都被三大家族貪污掉,美國還準備承認這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在台灣的國民黨中國完全放棄,這尷尬局面一直延續到1950 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為了援助李承晚的政府,向北韓宣戰,為了牽制中共,對台灣又恢復了支持和援助,為了配合這殘餘的政權,在這動盪的時期,蔣家石除了自己的兒子蔣經國外,誰也不相信,最少自己的兒子不會被美國人收買來取代他,蔣介石安排將政黨的權力轉給自己在俄羅斯接受過訓練和教育的兒子,因為父親和陳氏兄弟的親密關係,他被拒絕到臺灣的許可證。

父親的老上司,抗戰時期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執行長蕭吉珊,被蔣介石任命為國家政策顧問,在他瞭解父親的情況後,立刻電報指示父親到曼谷去,新建立和組織一個叫做“印度支那反共委員會”,父親接受這項任務,利用光華日報駐曼谷記者名義開始工作,光華日報總部是在馬來西亞的檳城,他以前和該報紙就已經互相有過交往,開始寫文章在這報紙發布反對共產黨的報導,終於在離開海南島職守後有了穩定的收入,他更勸說母親在灣仔的石水渠街,開了一家雜貨商店,作為支持我們的日常生活的收入,我們從山坡上搬到了新店, 住在這家商店的二樓,父親在曼谷呆了三年。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三日,虎年,樹馨在聖瑪麗醫院出生,小名叫阿妹,因為她的出生地是香港,她有香港居民的身份證明,除樹馨外,我們都在香港開始接受啟蒙教育,我每學期的智力考試總是獲得一等獎,箐箐總是受到懲罰,她幾乎每天下課後會在回家的路上停下來,在路邊租書的攤位看幾個小時的漫畫書,我還記得有一天,樹藩回家哭了,因為有人打他,樹馨欣聽到後立刻說:唉呀呀,讓我去打他們,勇敢的小老虎,那時她才兩歲,在我們商店對面的食品攤上,每天有一爐子上的鍋子裝滿了各種美味的熱食,我們花了很多零用錢來解饞,母親每天要照顧店鋪,我們很少出去。

香港那時有很多英國人,有些是政府高級官員,更多的是希望離開戰後民不聊生的英國,到香港來找生路,想不到香港突然增加了好幾十萬從大陸逃難的中國人,讓這些英國人根本找不到工作也無法生活下去,每次他們來到店裡向母親抱怨他們悲慘的生活時,母親總會給這些貧窮的英國人吃東西或一些錢,她也通過雙方的對話機會好好地練習英語,我們的第五叔黃師鴻,過了不久,從潮州到香港來店裡幫忙,母親經營的這家商店不但沒有成為我們家的經濟來源,後來結算,這三年裡這店最少虧損了十萬美元,在那時候是一大筆錢。

我們不曉得父親在曼谷工作的細節,後來了解,他成功地說服泰國最富有的華僑林國長先生到台灣投資,這給在動搖中的台灣,給人民和政府帶來了非常大的鼓舞, 林國長投資了台灣第一家五星級的旅館“中泰賓館”,為台灣的觀光事業帶來了起頭作用,他也在台灣嘉義投資成立了“僑泰興麵粉廠”,為台灣可以向外購買廉價小麥,製造成麵粉,平穩人民生活的物質,林國長成功的投資,是蔣介石被共產黨擊敗到台灣後,第一次從國外投資到臺灣,有了如此明顯的貢獻,父親開始被一些政壇上的新領導們注意。

一九五二年,父親以泰國華僑商會會長張蘭臣先生代表的身份從泰國飛到臺北,參加蔣介石下令召開的第一次環球海外華僑擴大會議,這是父親取得臺灣入境許可證的唯一機會,父親利用這個寶貴的機會,拜訪以前一起工作過的同志和朋友,可以為我們全家擔保,能夠到臺灣定居,在華僑會議結束後,他被蔣介石指派參加為期三個月的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培訓,作為蔣介石未來打回大陸後的國民黨新政治人物。

在台灣幾個月,他終於獲得以前的鄰居,現任立法委員包德明的保證,和國民黨內另一位有權勢的人物擔保,我們無法證實這個人是誰,但是我的猜測是黃埔軍校力行社的滕傑,因為在我畢業後到董浩雲公司上船,父親告訴我是滕傑做我的擔保人,不管如何,我們全家的入境許可證批准下來了,一九五三年初,我們乘坐一艘來往台灣香港的定期班輪在基隆下岸,直奔台北租賃的房子,房子在臺北廈門街兩居室的房子,箐箐就讀於龍安小學六年級,我上古亭小學四年級,因為這是一所新學校,只招收四年級以下學生,樹民在古亭小學讀二年級,每天我們沿著鐵路和淡水河邊的堤岸步行二十分鐘到學校,我們家不遠的是淡水河,有時在清晨會聽到一些槍聲,那是在處決共產黨間諜,和南京、或上海,甚至海口相比,臺北是一個很小、一個平坦沒有高樓的小城市,人口大約六十萬,不像今天那麼密集,我記得那時台灣食物非常困難,媽媽總是在我們的飯盒裝一些四川泡菜,可以減少一些其他副食,當時大米很貴,限制在市場上自由買賣,麵粉是美國在韓戰爆發後,援助台灣來牽制中國共產黨,作為臺灣對抗共產黨的免費補貼,這是美國兩百年的政策,施捨一些小恩惠給你,讓你的人去送死來捍衛美國的利益,然後宣布他們是在為世界正義伸張,從那時起,母親和阿姨學會了如何做麵條和饅頭。

幾個月後,我們搬進了南昌街的一棟日式房子,和一對夫婦和他們女兒合住這棟房子,這女兒年紀和我差不多,她每天晚上都練習京劇,聲調非常好,那時學生都有名牌,有學校名字,我記得她的名字是徐白涵,那時台灣電力非常短缺,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停電,可是每次停電時,不曉得是市區停電,或我們鄰居為發電報停電,我們就聽到鄰居家發出"迪達迪達"的聲音,父親直覺他們是共產黨間諜,他向當地警方報告了他的懷疑,在正式調查開始前,他們一家人搬走了,告訴母親搬到那裡,可是沒有在這地址找到他們,我將女兒名字和學校給了警察,也沒有用,因為這學校從來沒有這個的名字在那所學校,名字標籤都是假的,十幾年後,一位才華橫溢的中國著名京戲演員名字叫徐露,在臺灣非常出名也廣受歡迎,她背後的故事是,她的假父母是共產黨員被槍決處死,她被臺北中國戲曲學院收養,拯救了一個無辜的孩子,給她機會繼續她的京戲生涯,我不知道徐露和徐白涵是不是同一個人,後來徐露嫁給了臺灣調查局主任沈之岳,這位調查局局長的身份到現在還是一個謎,他在一九三零 年,他被中統,陳氏兄弟的情報機構,派到中共首都延安,在毛澤東身邊潛伏了十幾年,為中統提供了非常多有用情報,一直沒有被識破,抗戰勝利後功成身退,他從延安回到南京向中統報到,還被中統加獎授予勳章,然而最近一份中共檔案披露,沈之岳一到在延安就被共產黨識破他中統身份,被共產黨吸收成為對付國民黨的間諜,中統被矇騙了十多年,在徐露和沈志岳結婚後,沈退休後不久就回到中國,被共產黨當為貴賓接待,從此終老在中國, 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情報戰故事非常多,有時不曉得誰是誰非,毛主席夫人江青的非官方故事,她是國民黨中央情報局局長戴笠的單線控制的間諜,江青被派到延安,唯一的任務是接近毛澤東來獲取情報,這任務江青達到了,成了毛夫人,在共產黨最高領導人身邊埋下一炸彈,一九四六年戴笠死於空難,江青和軍統的通信線路也隨着戴笠消失,她無法再接到軍統的指示,但是她還是繼續破壞共產黨的政權,製造了無數的的政治風暴 ,在中國歷史上,她的劣跡比慈禧太后還多, 在三十多年間激起了整個中國社會和政治上的騷動 ,直到毛澤東去世為止,她只是在繼續奉行戴笠的指示。

那時包德明還是立法委員,丈夫在銀行做事,她和先生李應兆和兒子李銓經常到我們家吃飯和聊天,1956年她以立法委員諮詢機會,要求教育部開放大學設立,在蔣夫人宋美齡的支持下,免費拿到在士林的一片軍事用地,在1957年開辦了銘傳女子商業專科學校,只招收女生,這學校培養了許多今天在台灣金融和商業的人才。

到台灣後,因為他和陳氏兄弟親密的關係,父親的所有求職申請,被每個政府部門拒絕,他根本無法找到任何政府工作,雖然他剛培訓完蔣介石親手辦的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可是蔣經國卻是實際控制所有政府機構的實力人物,為了能夠順利從他父親手中接過權力,為自己政權的佈置,第一件事就是將那些跟隨蔣介石到臺灣的政治系統完全消滅掉,第二,培養自己的四大金剛,掌控情報和治安單位,第三,控制還沒有政治立場的學校和學生,這些都在他在蘇俄學習到的,透過自己的情報系統建立了自己的帝國。

一年後,父親老朋友,教育廳督學朱斅春幫助父親在嘉義縣扑子鎮東石中學找到了一份教師工作,扑子在臺北南方約二百公里的一個小鎮,人口約三萬,父親將自己的政治生涯轉到教學生涯,樹民,樹藩,和我上扑子小學,箐箐上東石中學, 在剛剛進入扑子小學時,下課後總有同學在校外等着我打架,因為我一句臺灣話都不會說,我被認為是外國人,扑子是臺灣第二排外的城市,一九四八年的二二八事件,台北殺死最多的外省人,第二就是扑子,今天回想,假如父親當時接受擔任台北市長一職的話,我們全家可能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殺了,有時候你永遠不知道當時選擇的路程是對的或是錯, 時間和歷史會給你最後的結論。

我們在扑子的第一所宿舍像今天的公寓,四間房子相連在一起,第一間是一個寡婦家事老師和和女兒住,女兒比我高一班,一間是學校會計和他妻子和兩個孩子住,另外一間想不起來是誰,我們緊挨著寡婦家,每天早上都在罵架,指責寡婦勾引她先生,事實,我們經常看到會計和寡婦在吃過晚飯,兩人一前一後的騎了腳踏車出去,半夜再一個接一個地回家,在大多數夏日的晚上,父親會邀請其他老師在我們房子前空曠的院子前喝茶聊天,談論過去和政治問題,樹民會把看過三國演義說給鄰居的孩子聽。

我們在扑子的第二棟房子是全新的,它是由美國政府援助下建造,稱為"克難房子",這些房子是每間獨立建造,用竹條與黏土作為牆,然後外表塗上白色石灰,有兩間臥室,一個客廳,一個浴室和廚房,房子周圍還有竹籬笆,和其他房子隔開,我們在扑子交了很多其他老師的孩子成為朋友,為了避免被台灣人欺負,我組織了外省人孩子來反擊那些臺灣人,我們用彈弓和石子作為武器來對付他們,這些孩子長大后,幾乎全部來美國唸書和定居,箐箐和樹藩在舊金山見到很多扑子來到孩子。

雖然學校的臺灣孩子經常來騷擾我,我在學校表現特別好,尤其在數學方面,我解決很多連老師都無法解決的問題,小學畢業,我上嘉義中學,那是全嘉義最好的中學,離開扑子二十五公里,為了鼓勵我們扑子學生能夠上嘉義中學,嘉義縣政府從扑子到嘉義市的交通車,給我們免費搭乘,每天清晨上交通車到縣政府下車,再步行半小時去學校。 

父親是東石中學女子壘球隊的領隊,壘球隊的隊長是陳碧珠女士, 兩年來,東石中學壘球隊走遍臺灣,得到非常多獎牌,在父親被派往建立中埔中學,在母親過世後,陳壁珠被父親聘請為學校女子壘球隊擔任教練,但陳只做了一年就辭職,我相信父親和她有特殊關係。

我們住在扑子時,母親也每天從扑子搭乘交通車到嘉義市,首先在嘉義市法院擔任書記員,後來在嘉義市稅捐處工作,我們搬中埔後,她在嘉義市嘉義中學找到了一份英語老師的工作。

一九五六年初,父親奉命,派到中埔鄉創辦一個全新的中學,父親由從政轉到教學只有三年,但是他以前從政的關係還保留在,他利用這特殊關係獲得這黃金機會,中埔是在扑子以東大約四十公里的一個小山邊小鎮,居民約六千人, 學校建在山坡的水田裡,記得開始建造時,很多重型設備在稻田裡跑來跑去,把斜坡上的田地屢平成兩塊不同高度的平地,辦公室和教室在上面,運動場在下面,這是一所由父親創辦的全新學校,他被任命為該校首任校長, 我們住的是原來日本人鄉長的官邸,在馬路邊,對街和後面都是鄉政府職員,前面有圍牆,房子高出地面大約兩尺,有三間臥房,客廳,飯廳,廁所,在浴室,和廚房,廚房在飯廳外,飯廳和浴室都是水泥地,客廳是全木地板,臥室都是榻榻米的,房間的間隔是拉推的紙門,最可愛的是每間臥室都有一大約三尺寬的木走廊,外面是拉推的玻璃門,可以將玻璃門打開夏天非常涼快,標準的日本式建築,那時中埔還沒有自來水,每天我必須負責到不遠的水井將浴室內一大水泥造的水櫃,大約三尺寬四尺高裝滿,這是我們全家一天的用水,包括煮飯,洗手,洗澡,和種菜用水,我被訓練成非常熟練地將吊桶放到井面上,搖動手上的繩子,當吊桶朝下時,放開繩子,吊桶沉下裝滿水,慢慢拉上來,倒在木的大水桶,兩個大水桶裝滿後,用鉤子將大桶鉤好,將扁擔套在鉤子上的繩子,蹲下來,將扁擔力量平均後,站起來往家裡走,廁所是蹲式,直接到下面的化糞池。

院子裡有龍眼,牛油果,人參果,後來我種了番石榴,木瓜,和香蕉,更將雜亂無章的草地,改成玫瑰園和一些季節性的小花圃,給家裡生活帶來了色彩,箐箐和我在後院種了各種青菜,我們兩人用最簡單的鋤頭和鏟子將剛硬的土挖鬆,然後用化糞池裡的肥將土壤成為菜園,我記得有很多照片紀念我們的成績,這些照片應該都還在,我們也養了鴨子和鵝,殘餘的菜是他們的飼料,每年冬天父親會做不同種類的臘肉和其他醃製的肉類,最記得的是香腸,鹹肉,薰雞和鴨,火腿,先將肉類調味均勻,然後掛在屋外讓這些醃製品風吹日曬,我們知道快過年了,在過年前幾天,父親會買糯米給鄰居用手動石磨將米變成粉,然後大阿姨會做一個甜年糕,一個鹹的每個大約二尺圓,五寸高,父親最喜歡吃的早餐,是我將甜年糕裹上雞蛋,然後炸的外脆內軟。

我們廚房是在飯廳外三尺一獨立大約八尺乘十尺的小木屋,裡面有兩個爐灶燒木材作為燃料,鄉下地方有的是樹木,劈柴也成為我的最重要工作,否則家裡就無法做飯了,做完功課,拿起一把長柄斧頭,將一尺高的圓樹幹,立在地上,後面兩根樹幹作為靠背,斧頭舉起過肩膀,對準樹幹中心揮下去,樹幹劈成兩半,將一半的樹幹再立平,半圓樹幹成為四分之一,就是爐灶的燃料了。

那時台灣經濟剛剛萌芽,軍公教人員薪水很低,記得父親雖然是中學校長,每月薪水大約新台幣三千元多,合算美元不到一百元,為了支撐我們一家七口,父親在廚房旁用竹竿和鐵絲網蓋了一個十尺見方的雞欄,我們養了一百多只的來亨雞和羅島紅,都是從農家買來的小雞開始養,來亨雞是專門生蛋用,從此家裡不需要買雞蛋,有時還可以買給市場裡賣蛋的店家,羅島紅色養了吃的,肉質特別好,嘉義是在亞熱帶地區,一些熱帶雞瘟非常容易爆發,我們會用一些人用的成藥減量給雞服用,草地郎中也非常有效,可以救回百分之八十感染的病雞,那些救不了的雞會成為我們好幾天的菜餚,也因為在亞熱帶地區,鄉下蛇也很多,我們養了鵝來趕走來偷雞蛋的蛇。

鄉下人家都會養貓狗來防小偷和防老鼠,但是他們不願意負擔家裡有太多的貓狗,經常看到街上瘦的盡剩骨頭的貓狗,也許是我前生的緣故,我同情這些被遺棄的小動物,街上流浪的,奄奄一息的,我都帶回家,治療和餵食,最多時我有四條狗和十幾只貓,雖然台灣南部夏天經常會下雨,但是我們房子是高出地面兩尺,下面是整個空曠的,冬天也不會太冷,房子下的隔層就是他們的家,每天大阿姨去買菜,她會向肉攤要一些骨頭,向魚販要些魚頭和內臟給這些小東西吃。

我們平常餐食,一定有魚和肉,兩盤青菜,父親吃的很快,為了確保我們能夠吃飽,只要父親一離開餐桌,我們五兄弟姐妹開始將盤中菜一掃而空,午飯後,父親會在一個藤條做的睡椅上午睡一小時,再去上班。

週末他偶而會邀請一些朋友到家打麻將,他的麻將技術很差,永遠是輸多贏少,一有麻將聚會,我必須在家照顧這些麻將朋友,我的麻將就在服侍中學會了,有一次,有兩個一起來的朋友,老是贏,很多不應該打出的牌也能夠從他們之間互相打出,他們打的是上海麻將,不但放炮的人要給錢,其他兩個人也必須付出一半,所以只看到他們兩個人一直再收錢,我開始懷疑他們就是老千,我不走開,坐在他們一個人後面,看他們到底如何作法,不到十分鐘,他們兩人同時站起來,說家裡有事,必須回家了,父親和另外一位朋友雖然非常掃興,也只有提前結束,他們走以後,我告訴父親以後絕對不要和這兩人打牌,他們是老千。

1956年11月11日,母親在生產我們最小妹妹時,因為產後流血不止去世,  因為這是第六產,母親認為不需要到嘉義市的醫院,而且附近的婦產醫生非常出名,就在中埔幾公里外的小鎮上,非常方便,母親決定在家裡自然生產,在分娩期間,我們都在家,父親因為公務到嘉義市,小妹妹順利分娩, 可是母親繼續流血,想盡辦法無法阻止流血,中埔那時還沒有電話,到嘉義市醫院是十五公里外,而且根本沒有交通工具,我們五個孩子看著母親在我們面前去世束手無策,呼天搶地也無法阻擋死神的招喊,母親的去世給我們精神上的衝擊是如此巨大,對我們孩子的生活和精神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和影響,一個月後,這個新生的妹妹因病去世。

母親去世時,箐箐在念嘉義女子高中一年級,我在嘉義中學念初二,樹民念小學六年級,樹藩三年級,樹馨小學一年級,失去母親的悲傷很快被大阿姨和箐箐的的關懷、溫柔和愛所取代,多虧了她們的愛,我們才得以成長為充滿樂趣的快樂孩子,父親總是忙於學校的業務和其他社會活動,箐箐像樹藩和樹馨的母親和導師,每天盯住我們完成家庭作業,沒有任何藉口能夠逃避,樹藩從小就是非常敏感和強烈的自尊心,每次在被懲罰後,他會哭過不停,直到抽筋為止,在這情況下,箐箐調整了樹藩的處理方法,就是以鼓勵來代替懲罰,樹民是與世無爭,愉快地接受任何處罰,笑嘻嘻的執行完成處罰,他的讀書生活永遠是快樂的,我和箐箐相差三歲,而且我像一匹脫韁的野馬,根本不接受任何處罰,甚至反抗任何我認為不合理的要求,到最後,箐箐放棄在學業上對我的督促,所以今天他們兄弟姐妹的學業成績都比我好的原因,中埔的鄰居認為是我母親的墓地風水好,所以我們一家都有很好的教育和事業。

1958年,我上高中,開始對女孩子有吸引力,我們四個同班的同學逃學去女子中學和女生見約會,我們一起去看電影,騎自行車到鄉下郊遊,到公園野餐,有時就在店裡吃刨冰聊天,有時大家坐在一起一言不發, 不幸的是,這些學生時幼稚幻想的感情,還沒有萌芽就被壓抑在搖籃中,四個女孩子兩個留級,父親接到學校通知,我因為缺課太多操行不合格,父親讓我跪在客廳媽媽的照片前幾個小時,這是我父親的第一次也也是最後一次對我們懲罰,之後我決定把興趣從女孩轉移到其他方面,我肯定一個光明的未來在我面前,不需要在這麼小的時候被愛情鎖住,我答應自己在30歲之前不會成家。

嘉義的夏季非常炎熱和潮濕,我和樹民會走30分鐘,到一條小河裡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和游泳,樹藩還太小,我們不帶他去,夏天的雷雨,尤其是山叢中的陣雨,河水會突然高漲和急流,帶來的泥濘和急速,對我們是巨大的挑戰,出盡全身力量往上游直到精疲力盡為止,有時會從河裡高出的石頭,跳進只有四,五尺深的河裡,一不小心頭就撞到河底的石頭,然後隨著河水漂流到遠遠的下游再走回來,河裡還有一些小小的河蝦,我們抓到後,將蝦放在手上,拍幾下,小蝦身體變紅了,就嚥下我們肚子,下雨天,箐箐會帶回家一些生花生,讓我們把花生外殼剝掉,報酬是大約一枕頭袋台幣十元,合算美元兩毛五,報酬多少不重要,讓我們在暑假時能夠保持忙碌,遠離青少年會惹上的麻煩事,當然兄弟之間總會有爭吵和衝突,我和樹民經常會打架,我的長手臂,再加上我年紀大,我都是佔上風,但是樹民也不是省油的燈,我左眼上額頭的傷疤,是樹民在一次失敗的鬥爭中,拿起鐵臉盤往我砸過來的戰爭紀念,樹藩和我年紀差的多,我們之間沒有衝突,和樹民也比較少,因為大阿姨和姐姐對樹藩保護的很好。

有時樹民和我不去游泳,帶上那些孩子花整個炎熱和潮濕的下午在籃球場玩上半天,來釋放我們多餘的能量,雨後的晚上,院子裡樹上的蟬高興地唱起他們的歌,我們一家人也聚在房間外的走廊上,唱世界各地的民謠,我沒有唱歌的嗓子,就用口琴作為合唱團的琴師,比箐箐低一班的同學賴惠美,比我大一歲,有一個非常好的女高音嗓子,十八寸的腰圍讓很多女生羨慕,有她的加入我們這合唱團更為生色,慢慢她也和我們混在一起到河裡游泳,我是她的保鏢,拿一條特大的毛巾圍住她,非常方便地更換衣服,我們像姐弟也像男女朋友,記得一個炎熱的夏夜,我和她躺在父親學校的操場的草地上,我們談到了未來,數了數晴空下的星星,突然她問我全鎮居民在談論我們,我有什麼反應嗎? 我坦白告訴她,我不在乎任何外人的評語和猜測,我只想享受我的青春和激情,任何外面的廢話不會打擾我,那時我上學都是從中埔騎自行車到十多公里外嘉義市的學校,她念嘉義女子中學,離開我們學校大約三公里,她經常早上到我家,要我送她到學校,我們在這四十分鐘的路上,也有說不完的夢想和未來,我更告訴她,我對自己未來的目標,她畢業後沒有進大學,不到一年嫁給了一位警官。

實在無聊的時候,我用一把鋒利的刀子將木頭雕刻出一艘現代戰艦,也許這就是我嚮往海洋生活的索引吧,1956年我有一台雅西卡單鏡頭相機,我的興趣被照相給吸引住,從攝影,到洗底片,到印出照片,再放大, 我投入很多時間給自己做出所有攝影需要的配件,  放大機是一個燈泡加上一個放大鏡組成,  沒有投入大量資金,  開始玩起攝影這花錢,  花時間的嗜好,  進了大學另外的興趣將攝影擺一邊了.

從小學開始我對世界名著就感興趣,  我們家隔壁是政府辦的民眾服務處, 裡面有圖書室,  有時心靈空虛時,  我會整天在裡面看書,  和裡面職員熟悉後,  我是唯一可以將書帶回家的市民,  我不止念世界名著,  也迷失在中國的詩詞中, 我體會到中國是一個物質貧窮的民族,  但是精神卻非常豐富, 我們必須將我們的財富保留起來。

1957年,LEE和 GINGER的父親辜學幹被聘為學校的英語老師,  他在香港珠海大學念英文系,  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在台中市, 和他父母一起住在一起,台中在嘉義以北大約一百公里, 他的父親是一位陸軍將領,也是我們本家潮安市人, 中國人的家鄉傳統文化,來自同一個省,  甚至同一城市的人,  都會互相認同和照顧,  他到中埔來教書因為他是潮安同鄉的關係,  那年介紹父親轉行到教學生涯的朱斅春兒子,朱中逵從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  沒有考到律師執照,  父親也聘請他來教書, 他比較世故,  能說能道,  不像辜那樣飄然自負。

辜是個英俊瀟灑的美男子, 他的襯衫永遠燙得筆挺, 皮鞋也閃閃發光,頭髮一絲不亂,  他住在學校的單身宿舍里,  因為都是潮州人, 父親經常邀請他的家裡吃飯,  飯後留下來和我們聊天,不曉得什麼時候,箐箐掉入他的情網, 他有一個光碟播放機,  可以播放33 轉的塑料光碟,  辜有很多古典音樂光碟,  受他的影響,  我從那時也迷上了古典音樂,  我甚至討厭披頭士樂隊和貓王,不管他們在那時是多受台灣歌迷歡迎,  辜不但在外表和裝扮永遠是是整潔得體,  他有自負和超然的個性,不喜歡其他人,也從來不打算和他們交朋友,  他在學校雖然有些單身女老師對他產生濃厚興趣,  但是他連正眼也不會看那些女生,  但他與我非常親近,  我們除了一起欣賞古典音樂外,  也聊人生,  聊社會,  聊國家,  那時一部到今天還是被懷念的電影” 羅馬假期” , 風靡全世界, 辜也買了一台同樣的VESPA 摩托車, 沒有事我們會一起到想去的地方。

寒暑假,他就騎了這摩托車回台中, 在箐箐念淡江大學時, 他會在星期六晚上騎四,五個小時到淡水去看箐箐,星期天晚上再回到嘉義. 在箐箐第二年轉學到台南的成功大學後,更方便嘉義到台南只有八十公里,一小時就到,箐箐和辜交往,父親非常生氣,因為辜有家室,破壞他人家庭在中國傳統中,是不被接受的,但是再多的勸告和忠告無法擋住已經被點燃的火苗,突然我接到辜妻子的來信,求問我如何能夠避免婚姻的破裂,我將我的看法和建議向她提出,我也將自己對愛情和婚姻的看法說給她,慢慢我們之間書信來往增加了,當父親發現我和辜的妻子有書信來往時,他命令我立刻停止,他坦白的說,他不會讓自己的兒子和已婚的女人有關係,何況我還只是十八歲的孩子。  

 

父親和祖父

1960年,我在念高中時,蔡正雄和姚蔭生成為好朋友,蔡正雄到今天還和我保持聯絡,蔡正雄家裡經營一家米廠和一家旅館, 為了他考大學,他母親在嘉義市最好的地區,是美軍顧問團的住宅區買下一棟房子,讓他安靜地去唸書,這棟漂亮的房子成了我們打麻將和跳舞的基地,臺灣的高考非常艱難 , 錄取率不到3 0%, 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在高三那年,父親讓我住在嘉義縣政府教育局督學馮傅仁家,馮的夫人很早就過世,女兒在台北念銘傳大學,家裡除了用人外,沒有其他人,所以他們家裡很少開伙,我晚餐就在外面解決,然後補習英語和數學,沒有補習的晚上我和蔡正雄就就到處遊蕩找女孩子,姚蔭生父親是縣政府公務員,家裡管的比較嚴,晚上很少出來和我們一起,偶爾蔡有補習課,我就一個人的學校唸書,偶爾看到音樂教室門經常不上鎖,我自己進去玩起鋼琴,雖然沒有琴譜,但是在摸索中,也找到樂趣,後來在念大學暑假在台北工作時,我還找過鋼琴老師上課三個月,最後老師勸我不要浪費學費,因為我確實沒有音樂細胞。

住在嘉義除了和蔡正雄出去玩,我沒有任何固定的異性朋友,那時蔡已經被未來嫂子文蓉蓉鎖定,但是我們總是有辦法擺脫她出去玩,嘉義中學是男子學校,沒有女學生,唯一年紀比較接近的是,幾位剛剛高中畢業的女職員,其中有一個和學校軍事教官已經訂婚,她成為我們固定的玩伴之一,在高中畢業考時,她將所有考卷偷出來給我們,當時,台灣一些大學按照學生比例,給一些優良的高中保送名額,被保送的學生幾乎都是考理科的,不需要經過聯考,就直接進到大學,尤其台灣大學,成功大學,高雄醫學院都是那些可能被保送的學生爭取到學校,理科考生的六個項目是,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和三民主義,他們希望在最後考試能夠拿到好成績,可以爭取保送到理想的大學,給我們機會將這些考題賣給他們,我們拿到的是油印原版,可以無限制的印,每份台幣一百元,畢業考六份考題,價格是六百元,爭取保送的同學有三十幾位,我們一下賺進二萬多元,這是一筆非常大的數額,拿了錢,我們玩的夠瘋狂了,吃喝舞過了一段瘋狂日子,那些考題我連一張都沒有看,代價是畢業考我沒有一科目合格,父親拿到留級報告,氣的拒絕接受我的解釋,箐箐勸我再念一年,明年聯考可以到更理想的學校,假如不繼續唸書,台灣那時是徵兵制,非學生滿十八歲必須服兵役三年,我衡量了假如服兵役,我的前途將全部重寫,可是我再回學校重讀一年,可能發生的問題太多了,那時台灣學生從小學到高中,男生必須剃光頭,女生頭髮長度不可以超過耳垂,有一傳說是因為台灣偉人,蔣介石沒有頭髮,下面奉承的人,想出辦法讓蔣沒有頭髮的問題分擔給所有學生,我在高二開始,我留了長頭髮,學校教官訓導主任,開始叫我到辦公室,強迫我把頭髮剪掉,我非常傲氣的告訴他們,頭髮生自父母,沒有任何人有權利強迫我剃光頭,因為父親雖然不是我們校長,但在嘉義教育界是有名有望的,對我也無法處置,就不了了之讓我逍遙了兩年,假如我因為留級再念下去,我的頭髮絕對是保不住了,另外我們賣考卷的消息已經在學校被傳開了,目標指向教官的未婚妻,假如我再回學校,我擔保這一年,這位教官不找我麻煩是不可能的,我把這些事實向箐箐分析,她同意我以同等學歷方法報考,所謂同等學歷是在報名聯考時,只用高中兩年半的成績單報名,理由是最後一學期因為生病或其他家庭緣故沒有完成高中學業,報名後我只有四十天時間來完成三年中應該學的課程,我下定決心,一定要上大學絕對不回學校,也不去服兵役。

1961年5月20號,從馮傅仁家搬回中埔,不止切斷兩位好同學之間的聯繫,更將那些小姐姐的音信給斷了,日以繼夜地將三年的課本在四十天複習一偏,住在我家對面是高中同學,洪秀雄是老實用功的學生,我每天晚上看到他的燈熄掉後一小時才睡。

1961年7月2號,我搭乘火車到八十公里外的台南成功大學考場,箐箐在成功大學念大三,為了照顧我參加聯考,她參加了考場自願服務員職務,她在男生宿舍給我安排了床位,同學們看到我也來考試,有些給我打氣,有些認為我是自不量力,我向他們說,我是來給他們加油的,因為我一本書都沒有帶,不像其他同學都在做最後努力,我和成功大學女子籃球隊打球,這是我要求箐箐為我安排的,白天在考場裡奮鬥,晚上打球,不像在參加高考。

第一天國文,英文,輕鬆交卷,第二天物理,化學,我自己認為可以拿滿分,第三天數學和三民主義,數學雖然沒有交白卷,但是非常不理想,後來發現這次數學考題是一些剛剛美國留學回來的博士出題,都是他們在美國學的數學,對台灣學生卻是大難題,這些考題不是計算得到答案,而是完全是概念題,後來數學成績發布,有一半學生掛零,不到百分之一合格,我的成績是五十四分,算是高分數,三天考完,我告訴箐箐,我絕對今年上大學。

一個月後我看到自己名字在台灣海洋大學,對此學校我非常失望,我認為最少也應該是成功大學,在接到聯考成績單時,發現考試委員會少算了十八分,我立刻去信查詢,不到兩星期,接到道歉信說是他們錯誤,根據我的成績可以到成功大學礦冶系,或台北工業大學機械系,考慮很久,放棄進成功大學,因為不想在大學還被箐箐管我,也不想進台北工業大學,因為畢業後只能夠在工廠當工程師,賺取微薄的薪水,我決定到海洋大學,那時當海員的收入是台灣岸上工作的五,六倍,這決定就給自己定下一生的命運和路途,否則我會成為箐箐和樹藩的校友,那年嘉義中學開學典禮,樹民回來告訴我,校長在台上向所有學生宣布,嘉義中學的程度太高了,連留級生都可以考上國立大學。

海洋大學在台灣島的最北端基隆市,離開嘉義大約250公里,一個完全自由和新鮮的大學生活在等我,擺脫了父親和箐箐的監督,我幾乎沒去過教室, 有了新同學來自各地,有老實用功的學生,也有和我一樣無法安靜一小時的朋友,我們有錢時出去打台球賭錢,沒有錢就留在學校打籃球,實在三餐不繼時,大夥湊一些賭本派代表打梭哈,每個月,父親會給我匯六百元作為伙食和生活費用,在拿到錢時,就和大夥大吃一頓,打台球,打麻將,不到一星期,口袋就空了,幸好學校附近餐館,認為我們學生不會賴賬,只要簽字,每天兩餐順利解決。

那時對我來說,女孩並不比麻將和檯球更吸引我,以前扑子隔壁寡婦的女兒在念銘傳大學,不曉得怎麼知道我在海洋大學,來過學校找我,甚至在寒假跑到中埔看我,見過她幾次面後,我請她不要把時間浪費在我身上,大海和藍天是我的未來,我不會在30歲之前安頓下來。

我對和任何需要穩定家庭生活的女孩都沒有興趣,在大二認識了一個非常受歡迎和也很美麗的女孩,我們很多同學長期都是跟在她身後的忠實仰慕人,有一次學校舞會上,我帶她參加,一位高年班的學長到我目前問我可以請她跳舞嗎,我當然答應,幾支舞曲後不讓她回來,趁在中間休息時候,她了回來,回我為什麼不去干涉,我的回答是"沒有結婚的女人是屬於大眾的",從此我們分手了。

1962年夏天,是我大學生的第一個暑假,沒有任何理由,我決定留在學校找工作不回家,我和一位同班同學在附近的一家魚船修理廠找到工作,在許多炎熱和潮濕的一天,除了在漁船外殼除鏽油漆可以享受一些涼風外,我們大部分工作是會埋在一個小小六英尺見方的燃料箱裡,裡面還有留下柴油的味道,進去是通過一個18英寸的圓形入口孔,拿了最原始的工具,鏟刀,鋼絲刷將油箱壁的銹斑去掉,然後將兩層油漆塗上去,那時那裡知道什麼是損害身體的東西,根本沒有口罩和護目鏡,每工作半小時必須出來休息和到水龍頭灌進大量自來水,來補償流失的汗水,當我們看到對方赤膊上半身蓋滿鐵屑時,互相取笑的樂趣來安慰我們廉價的勞工,我們工作的代價是每天八小時台幣八十元,合兩美元,我這同學父親是台灣糖業公司副總經理,有姐姐在美國留學,經常寄一些讓我們羨慕的美國服飾給他,我不明白他為什麼和我一起工作了整整三個月,在紐約我們見面了,問他為什麼當時會如此出賣勞力工作,他的回答是體驗人生,有一事可以確定的是,每天晚上吃過晚飯,我可以有一深沉的睡覺,我暑假中辛勤工作是有良好的回報,有一天,我在學校的公告欄看到我的名字,因為學習成績有一半不合格被退學,我不打算再被學校踢出去,因為服三年兵役會將我的人生毀掉,我找到學生成績記錄負責人,他也是潮安人,經過一份假的請假記錄,將一堂軍訓缺課改成請假,這門課合格了,給我機會再留在學校。

 1963年,我大二的暑假,我到台中市附近的一個軍訓營成功嶺,接受兩個月的軍事訓練, 幸運的是,我被選入我們旅的籃球隊,代表我們旅和其他單位比賽,甚至到外地參加比賽,作為一名旅的籃球隊員,我們有特權每天早上多睡一小時,7點起床,早餐牛奶和雞蛋給我們充分營養,我們可以避免夜間警衛值班,更不需要隨部隊急行軍和打野外,享受這兩個月額外的特權,給我們太多機會放縱自己,尤其我們拿下軍區的冠軍,旅長特別給我們週末兩天可以外宿的休假,這意外的福利,我請辜學幹妹妹,她安排了同學,組織了一個舞會,給我們籃球隊所有隊員有一個難忘和愉快的週末。

 1964年夏天,在父親的安排下,我在供應他們學校書本的一家書店工作,環球書店,我的工作是校正教科書草稿中的錯誤,每月薪水新臺幣一千八百元,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輕鬆而收入豐富的暑假,有些週末,我的一個同學王謙先會邀請在鐵路局特快列車上工作的年輕女士,一起出去吃飯,然後到夜總會跳舞,每次送她們回去,讓我見識到這些美麗的女孩,在宿舍大門晚上十二點鎖上後,從宿舍的圍牆跳下回宿舍,那年夏天,我每月付新臺幣100元,每星期一次,跟一位著名女歌手上一小時的鋼琴課,我自以為心靈上充滿了音樂天份,終我一天我會成為一個最優秀的鋼琴家,三個月後,她告訴我不要再浪費時間和學費,因為我全身找不到半絲音樂感, 這殘忍的宣告結束了我音樂家的夢想。

在開學前兩星期,書店經理帶我去台中女子高中發書,女學生憑收據到我們辦公室拿書,可是發的越多,學生們也退的更多,打開書本看看是那裡出問題會有這麼多退書,發現書本根本沒有問題,而是在退回每本書中都夾着一張電影票,我一生中從來沒有收到過這麼多免費的電影票,更不喜歡和陌生人看電影,所有張電影票,我帶回去做紀念品,帶著滿口袋的鈔票,到學校將所有餐館的欠賬結清,開學前,我遇到了愛玲,開始和她約會,然後穩定下來。

1965年夏天,我們同學被送到左營,在台灣海軍基地進行了兩個月的專業訓練,全部同班同學聚在一起受訓,非常有趣,那時我們被評為準少尉,可以帶有花邊的帽子,胸前也有準少尉的胸標,週末走在高雄的街上,備受女孩子催青,幾乎每個週末都有機會和臺灣南部的年輕女孩在一起。

在1965年,辜學幹在三個家庭的壓力下,無法在台灣繼續生活,他決定去美國,能夠逃避一些可怕的人身攻擊,減輕來自他周圍的人的壓力,他年紀已經超過留學生簽證的年齡,他在一個機會中獲得了一份派往美國擔任新聞記者的工作,可是他的美國簽證被拒絕,沒有任何具體理由,一天,他在美國大使館攔下美國大使的車子,告訴大使 “美國宣佈自己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有言論自由,有新聞自由,任何公民都可以享受自由的生活,可是我目前遭遇到的並不是你們宣傳的那麼自由,你們居然害怕一位自由中國派遣到美國的新聞記者,沒有理由地拒絕給他簽證,能夠給我答复嗎?”,接下來我知道他拿到了簽證,在1966年去了美國,在舊金山定居下來。

1966年我終於完成了大學學業,回想過去幾年雖然頂着大學生的名義,可是實際上課的次數可以算的出來,沒有壓力,沒有人管,每天不是打台球,打麻將,偶而和女孩子約會,真不曉得是如何混過大學生活,我不正常的學生生活,雖然沒有大錯,但是小問題接二連三,有很多機會學校可以開除我,但是都被總教官和訓導長攔下來,他們的理由是我的名字在教育部有留底,將來給壞學生做榜樣來改造自己,天曉得這是什麼理由,但是我總是覺得運氣老是在我這邊,我知道自己不是一個把讀書放在第一的學生,但是在需要時或那根筋搭上時,我可以專心地唸書,達到目的為止,接下一年要生上船實習,可以脫離學生生活,不再受繁雜的校規綁鎖,可是剛剛跳出一枷鎖,另外一個圈套卻套牢住我,在不得不的情況下,決定在7月17日,和陳愛玲結婚,因為恩恩已經有四個月,婚後愛玲就住在中埔家裡,11月初,我們七位全部是輪機系的同學一起飛到日本北海道的室蘭市上船,這條船屬於一位中國船東,租借給日本鋼鐵公司,船名就用鋼鐵公司董事長名字"長野"號,是一條七萬噸的礦沙散裝船,想不到十二年後我在美國紐約他們公司管理修船業務。

飛機到東京後轉機飛室蘭市,到時已經半夜,整個城市白茫茫一片雪,這是我到台灣後第一次再看到雪,我也體會到日本女人的大方和習慣,半夜到旅館,這是一日本式旅館,七個人分兩間住,飛機上一天的勞累,大家都去唯一的浴室沖涼,浴室很大裡面很多木桶盛滿了熱水,窗子外面下雪,沖在身體上的熱水,立刻成為蒸汽不但充滿整個浴室,更飄到前面值班室,我們看到浴室內蒸汽太多,立刻將浴室窗戶打開,讓蒸汽減少些,突然浴室門被打開,一位二十幾歲的日本女生帶了微笑進來,對我們一鞠躬,口裡嘰里咕嚕說了一大堆,我們七位大男生,全部裸體坦誠相見,突然一個女生在離開你三,四尺地方向你鞠躬,把我們玩笑的心給嚇到了,有的用毛巾蓋住下半身,有的立刻轉身,避開尷尬的場面,這女生鞠躬後,將所有窗戶關上,向我們眨眨眼,再也鞠躬出了浴室。

我們在室蘭市呆了幾天,學到的另外一件事,雖然不會說一句日語,我們還是非常容易與日本人交流,通過中文的文言文方法寫字,對任何日本人多可以交流,大多數日本人會讀和說一些中文,日本學生在高中和大學都有中文課程, “長野”離開日本時沒有裝載任何貨物,只有壓艙水,讓船減少浮在海面上所受到的強風面積,來保持船隻的穩定,她將穿越太平洋,前往南美洲的智利,裝智利盛產的銅沙運到美國,智利是一個低收入國家,那裡的人民卻非常友善,他們的需求非常低,而且容易滿足,享受的是快樂無憂的生活,一包香煙就可以和他們交朋友,帶你回家吃晚飯,雖然沒有山珍海味,但是樸實的農家菜和海鮮,卻特別美味,幾乎每一間房子前都佈滿了各式各樣的花盆,窗戶上的裝飾是如此的美麗,多麼一個與世無爭的人民。

經過3天的裝貨,我們船通過巴拿馬運河前往美國東岸的巴爾的摩卸貨,空船移到諾福克的煤炭碼頭裝載煤礦再去日本室蘭,在裝載的3天,我們實習生藉機去了諾福克、巴爾的摩和華盛頓特區,我在巴爾的摩和母親最好朋友美英阿姨和她的丈夫見面,後來看到他們兒子參加美國海軍,在一條航空母艦當艦長,這條航空母艦到過台灣,蔣介石有上去參觀,才將艦長的身世報導出來,我們船一個航程需時三個月,長野號是一艘底部平坦的散裝貨船,在惡劣天氣沒有貨物的情況下,這艘船會左右滾動到每邊幾乎四十五度,我們的船艙是船上醫院改裝的,在船上最頂層的甲板上,因為是船上最高的位置,每次搖滾的強度比任何其他船艙都要加多數倍,我們都不得不在晚上用繩子把自己綁在床上起來,以免被拋出床。

1966年11月24日,老大ANN來的世界,她是父親的第一個孫子,從小完全被爺爺和箐箐寵壞了,她的暱稱是恩恩,是箐箐給她的小民,因為她生在感恩節當天。

第二次返回日本後,“長野”進了長崎造船廠進行了為期四年的特別檢測修理,這座被美國第二顆原子彈摧毀的城市,在 20年後,一座現代化的新城市得又被建立,原來被摧毀的平房和廢墟被高樓大廈取代,爆炸後唯一剩下的遺址和可怕的圖片只能夠在博物館里看到,

在特檢中,所有的的機器都必須打開做內部檢查與修理,難得機會看到機器的心臟,吸引我每天在機艙中觀看和記錄維修的每一步驟,在這維修兩個星期裡,在船長的安排下,讓代理行安排我們學習生遊覽長崎和廣島,這被第一顆原子彈摧毀的城市,戰爭慘痛的教訓和無條件投降,並沒有給日本軍閥和極端分子改變他們軍國主義的思想,雖然我們是同一個種族、更有相同的歷史和文化,征服和接管中國的覬覦心是無法改變的。

在長崎的兩星期,雖然每天很忙,但是我和同學黃久光也遇上一些異國艷遇,特檢完成後,“長野”再次往智利前進,一天,我和一位我們叫銅匠的輪機員,一起修理一個故障的氣動天窗,這天窗大約有兩噸重,修理進行中,天窗突然掉下來,打到我的右臂和另外一個幫忙船員的頭部,幸運的是只差兩英寸我們就到天堂報到了,船長將這意味向總公司報告,得到指示立刻改道夏威夷送醫院,三天后,船停在珍珠港外,一艘快艇把我們接下船,岸上的救護車送我們到醫院,事實意外後的第二天,我們已經沒有問題,而且都下床活動,但是總公司不接受船長的報告,堅決送我們到醫院,在醫院檢查要我們住院十天,反正是公司要求,我們就住院十天吧,夏威夷是渡假的天堂,何樂不為,代理行另外給我們每人200美元作為零用錢,我的同事是一個英俊的年輕水手,雖然不會說一句英文,但是還是非常受護士的垂青,每天早上護士將我們的便服讓我們換上,整天在檀香山的海灘,市區,和觀光客會到的地方,更有一些單身護士,在下班後會和我們會合,一起享受夏威夷的晚上,這十天在夏威夷的經驗是我一生難忘。

回到家,我發現恩恩已經被祖父和箐箐寵壞了,每天晚上要她睡覺,必須抱住她不停的走路最少一小時,她才會入睡,可是她愉快的笑聲能夠讓你心甘情願的寵愛她。

1967年7月,我到基隆台灣第三修船廠報到,公司服義務兵役一年,我住在海軍造船廠的宿舍裡,愛玲和恩恩繼續住在中埔,在海軍造船廠 服兵役 一年,非常順利完成幾條軍艦的大修工作,更克服了在一些驅逐艦多年來沒有無法解決發動機產生的問題,因為加速器的系統到一速度就無法提升,影響戰鬥力,這些驅逐艦是當時台灣海軍的主要戰艦,我將整個速度控制系統的液體全部放出,換上新液壓油,然後將系統內空氣全部排放,問題解決了提高了台灣軍艦的戰鬥力,我獲得了台灣海軍的表彰和獎狀,同時我也通過了商船輪機員執照考試,可以獲得商船輪機工程師的職位。

1968年夏天,箐箐要去美國念研究院,父親向朋友借了三千美元給她作為外國學生的擔保基金,到了美國,箐箐就留在舊金山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年內把三千美元還清, 同年,她與辜學幹結婚,在婚後她才開始攻讀特殊教育雙碩士學位。

1968年9月,我在中國海外航運公司的一艘貨船上找到三管輪工作, 這是當時船東董浩雲所擁有中國人中最大的船運公司,這條船是一艘乾貨船,行程在香港、高雄、基隆、馬尼拉、巴拿馬、休斯頓、新奧爾良、查爾斯頓、巴爾的摩和紐約之間,一次行程大約四個月,那時我的薪水大約三百美元,合算台幣一萬兩千元,是父親當中學校長的三倍。

1968年12月24日,SANDY 參加我們家庭,我又在船上,沒有看到她的來臨,她的小名是聖聖,因為她是聖誕夜誕生,祖父宣佈她是我們黃家最漂亮的女孩,我卻一點也看不出,她在像嬰兒時期非常安靜,我們在基隆住家鄰居在看到她第一次到外面,非常驚訝我們家裡居然增加了一個孩子。

我們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批量生產的勝利輪,在戰爭最劇烈的時候,美國一星期可以生產一條這樣七千多噸的貨輪,二次大戰結束後,一些沒有參加過戰爭的船,被美國政府作為戰後剩餘物質,廉價買出,中國海外航運公司買下好幾條,我在香港上船,船上除了船長和輪機長外,全部是我們同學,航海部門四位,因為額外編制兩位大副,輪機部門三位,好像自己的同學會,船像市區內的公共汽車,有站必停,最後在十二月抵達紐約,正好遇到紐約碼頭工人大罷工,船上沒有事做,除了每天兩班每班四小時的值班,我們幾位年紀接近的同學一定會跳上交通艇上岸,花一毛五分上了地鐵,可到紐約任何地方,一些以前只在圖冊看到的紐約景點,我們都留下痕跡,無線電城百老匯歌舞也不落人後,三個月後,船回到基隆,大部分同學都下船休假,上了一批都是從最低層船員爬上來的,他們是有經驗,但是只能夠處理曾經經驗過的問題,在所有同學下船後,海軍出身的輪機長,雖然是在中國海軍官校四年畢業,但是官校是航海和輪機兩科目兼修,而且海軍上軍艦是只要累積資歷作為升官的台階,海軍軍艦上的士官長,才是真正在操縱輪機的主角,輪機長看到只有我一個學校出身的小輪機員,開始找我麻煩出氣,他告訴我因為現在上船的輪機員都是從下面出身,所以船在進出港時,我必須到機艙幫忙他們,沒有問題我都呆留在機艙一直到領港下船為止,因為他們下船後,船上主機不會再按照駕駛台的航海員操縱,無需更換和調整主機速度,在香港我們船拋錨後,我從機艙回到房間,服務生跑來告訴我,輪機長要見我,我一進去他房間,大聲問我,這麼沒有看到今天機艙的中午報告,這是我職位必須填寫的報告,交給輪機長後,送船長歸檔,我回答,我在機艙幫忙了兩小時,剛剛上來,正預備寫中午報告,只要五分鐘就可以呈交,那曉得他居然說,不要以為有你們同學撐腰,你就可以不將我輪機長放在眼裡,我火氣被點燃了,告訴他,你是輪機長,整個機艙你說了算,但是不要忘記整個機艙的操作和安全也是你要負責,在進出港時,你敢到機艙指揮和幫忙嗎?  我小小一個三管輪替你完成輪機長的職守,你還有什麼不滿足?  他還是非常堅持我的中午機艙報告必須在十二點前送到他的桌子,我站了起來,告訴他對不起,我不服侍你了,我立刻向船長報告請總公司將我調船,或送我回去,第二天我接到命令,和在香港公司另外一條船的三管輪對調。

又是同樣的航程,這條船的輪機長確實是從下手出身,一直跟隨董浩雲跑船,後來公司替他買了一張賴比瑞亞輪機長證書,讓他安老,但是這位老先生倚老賣老,對船長都要聽他命令,何況我們這些學生輪機員,還好大家相安無事,互不侵犯,船在紐奧良裝貨時,被一條河上失去控制的駁船撞到,大量河水進入貨艙,船開始傾斜,那時是下午五點是大管輪在值班,他也是從下面做起,買來的執照,二管輪和我是同學,一聽到撞船事故,我們立刻衝下機艙,照顧所有機器,並啟動主機,以防萬一,船可是傾斜,我告訴二管輪,我們可以將船上壓艙水從一邊打到另外一邊來平衡船體,正要開始啟動調水工作,輪機長衝了下來,大聲叫棄船了,棄船了,我對着他說,棄船不是你輪機長可以命令的,必須由船長宣布,他輕渺地看著我,說機艙裡他說了算,我要求他再說一遍,他說我命令你們棄船,那些下面出身的輪機員全部拋棄崗位衝出機艙,我和二管輪,將所有還在運轉的機器停下,然後將鍋爐熄火,我們兩個剛剛出機艙,大副是我們同學,跑來問,為什麼船上沒有電力和動力了,我們看看輪機長,告訴大副,是輪機長命令我們棄船,大副立刻到駕駛台報告船長,船長跟着大副下來,問輪機長是誰下的命令棄船,輪機長看看我們是否支持他,沒有回答,我告訴船長,我再上問輪機長,棄船應該是船長決定,但是輪機長堅持他是機艙的指揮,機艙棄船他說了算,船長告訴輪機長,我命令你立刻下機艙將船的動力運作起來,我們必須打壓艙水來平衡船身,否則船會翻在河道上,輪機長看看我們那只有請你們再下去幫忙了,你要我們棄船是命令方式,現在要我們再下機艙,你無法再命令我們下去,但是假如你求我們下去,我們可以考慮,輪機長聽完我的話,居然立刻跪在我們面前,求你們下去吧,在這尷尬的場面,我和二管輪立刻逃下機艙,帶領值班人員將動力重新啟動,接受駕駛台命令,轉送壓艙水,保持船身平衡,不會翻在河裡,船長美國臨時修理後,拿到臨時適航證書,繼續完成航程,然後到基隆預備正式修理。

監修我們船的監修工程師王中光,是我同學比我高一班,也是我台球和麻將的玩伴,他告訴我,他接到一個美國船公司聘請,要到紐約作駐岸工程師,老闆是中國人上海交大畢業,在麻省理工學院拿到造船博士學位,是學人從商,目前有六條船,但是未來發展機會很大,他說服我來接替他的職位,否則造船廠會找藉口刁難。

我考慮後接受他的建議,我不願意永遠做一個飄泊海上的水手,更不願意把自己的未來綁在與世隔絕的船上,雖然海員薪水是岸上工作的四倍,不到幾年升到輪機長,薪水可是岸上工作的十倍以上,我毅然決然地接受每月不到我現在四分之一的船廠修理工程師職務,我十一個月船員的生涯就此結束。

有了在岸上穩定的工作,我們從中埔搬到基隆,我們在愛玲父母家對面的公寓房租了一間房子,一家四口雖然擠一點,總算是一完整的家庭,對一個四口之家來說,每月薪水大約七十美元是非常拮据的,錢多少不會影響我對工作的投入,船廠的監修工程師,牽涉到機艙以外的船體和結構的修理,那不是我們以前學習過,我從最基礎的造船原理學起,到船體結構計算,買參考書,參看以前修理單來熟悉不懂的領域,不到半年,我可以說得心應手來統籌機艙和船體的所有修理工程,我們監修工程師的職務是,將船東提供的修理單,安排修理進度,和分配船廠修理單位和選擇修船外包工程公司工作細單,並對船東提出預估修理費用,在修理期間不但要解決修理上技術問題,更要注意修理時的安全項目,還要督促船廠工人和外包商工人的效率,責任非常重大,因為我們必須在船出廠前,將總修理費用一條條計算成本和利潤,交給船東預備付款,修理費用的大權在握買手裡,同樣給外包修理商的賬單我們也必須確實合算,當然所有修理商都希望能夠多賺一些,各種誘惑和賄賂是免不了的,同樣船東也希望修理費用降低,他們也用同樣手法來滿足我們,在基隆;基隆造船廠工作三年,我從來沒有收取過薪水以外的酬勞,反而逢過節時候,我都會花費很多計程車錢,將外包修理商裝在餅乾桶裡是現金退回去,雖然我在包商和船東中獲得很好的評語,但是卻得罪了很多人,說我假清高,薪水不多,幸虧愛玲的母親不是用盡方法貼補我們,最常用的方法是和女兒鬥牌輸掉,除了修船和照顧家庭,我是船廠籃球隊隊長,我們在經濟部舉辦的企業籃球賽還得過亞軍,在籃球隊中認識了在機裝廠的楊華強成功大學機械系,成為一生的朋友,可是和女子籃球隊隊長的婚外情,確實在當時船廠和家庭起了很大的風波。

1970年7月31日,CATHY 我們第三個女兒出生,因為她是在嘉義懷上的,所以小名叫嘉嘉,她是一個快樂的女孩和大臉上永遠是笑,我叫她大燒餅,家裡從中埔請了一個小姑娘來照顧她,因為家裡人口增加,我們在東明路的山坡上租了一棟相連的公寓房,我在造船公司邀請了很多同學到修船部工作,一位我拉進修船部的同學加同事周吉政,也在我們隔壁租房,互相可以照應,另外我拉進修船部門的同學有吳寶深和梅家簡,在我們沒有修船時候,在船廠太無聊,有時會請船廠交通艇將我們四人送到東明路我們家附近河邊,因為船廠出外必須登記,整天不在算曠工,讓我們在家裡打麻將,那時中國航運公司工程師丁文渝離開公司,到美國驗船協會派駐我們船廠,在他是中國航運工程師時,我們互相認識,有心心相印的感覺,現在每天見面,共同修船,成為了一輩子的朋友。

正如前面說過,監修工程師的責任很大,同時權利也很大,在我們修船部門,一半是我們海洋大學畢業,一半是海軍退伍軍官,也許是有人密告到調查局,說海洋學院監修的船都賺錢,海軍監修的全部虧本,那時我剛好修完一條美國商船,帶給船廠的利潤是百分之兩百,同時在船廠有一條海軍監修同一公司的船卻虧損一半,那時所有國營企業都有情治單位組成的人事部門第二處,專門掌管情報和操守行為,但是船廠還有調查局派遣在船廠的潛伏情報員,不屬於人二處管理,一天那位調查局人士用聊天方法問我,為何我修的船可以賺錢,其他的卻虧本,我將有關外包工程公司的申請修費的關節稍微說了一些,因為他是我們同學,也同樣在修船部門剛剛進來幾個星期,我只是對學弟告訴,我們的責任很大,權利也無限,絕對不要向金錢低頭,在我將其中奧秘說完後,他向我透露身份是調查局的調查員,他告訴我,他會向局裡報告,更會要求局裡向船廠要我到調查局配合他們查案,我聽到他的解釋,差點昏倒,我只是給小老弟的忠告,並沒有要舉發任何人,他告訴我已經有人將修船部門的弊端向調查局檢舉,我只是去提供一些方法和渠道,他要我保持秘密,不到一星期船廠人二接到調查局給我的傳單,人二主任非常擔心,告訴我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自己判斷,照顧船廠名譽最重要,有問題船廠會照顧我家人的。

第二天調查局三人到船廠把我帶走,進入審訊室,他們拿出一些報案的書面報告給我,上面列有修船時間,修費多少,給外包工程公司多少,非常詳細的資料,我一看就曉得資料的來源,我對他們在報告上不明白的地方,給了一些解釋,他們也將資料上一些外包工程公司的背景和操守問我一些,我坦白的告訴他們有守正不阿的公司,有投機取巧的公司,最重要的是監修工程師是否能夠站穩自己立場,結束了一天的談話,他們告訴我可以回去了,不需要再來調查局,但是不要去上班,他們會通知船廠,我還被扣押是調查局,三天後我去上班,人二主任叫我到辦公室關上門詳細問我三天調查的結果,我避重就輕說了一些,再過一星期我們修船部門所有海軍監修全部被調查局請去談話,後來那位同學調查局在修船部門的臥底,告訴我,調查局第二天就將一些投機取巧的外包工程公司老板請到調查局飲茶,除了一位沒有動刑外,其他老老實實地將幾年奉獻給監修工程師的名單和金額寫下來,所以調查局根據他們的報告收人,其中一位工程師是船廠總經理的義子,請假沒有到調查局報到,不到兩星期他到美國出差永遠不回來了,在我們修船部門所有海軍的監修工程師出事,我們學校出身的一個問題都沒有,這情況被渲染成為海洋幫對付海軍幫,我成為海軍的目標,總經理也發話,絕對會讓我成為他義子的祭品,在那情況下,我問心無愧,但是因為修船部門發生如此醜聞,修船部門的主管全部換成海軍,我修船工程師職位也被改成估價師,雖然有船東指名要我監修,但我只是副手和其他工程師搭配,日子不是很好過,雖然有很多機會被邀請到船公司擔任駐岸工程師,或其他與修船有關的企業邀請我到日本,香港和新加玻參加他們公司,都被我婉拒掉.

1972年11月24日,DONALD 出生,是我們家第一個孫子,小名叫多多,意思是計劃外多出來的孩子,另外含義是比女生多一樣東西。

1973年初,王中光回到臺灣,在相關人士推薦下,問我是否願意到紐約和他一起工作,他的邀請我無法拒絕,去美國是我的第一個夢想,我從造船廠辭職,準備換一個環境,當時臺灣因為有十大建設,限制工程師或高科技人員離開臺灣移居外國, 我的船員身份給我最好的機會順利到了美國,1973年6月3日,我飛到紐約,加入王中光服務的公司,“海皇公司,我口袋裡有80美元,是父親從朋友那裡借來給我,我是我們黃家兄弟姐妹唯一一個到美國來工作賺錢的,其他都是過來接受深造。

海皇公司是八人公司,陳玉書先生是總裁,他和我被槍斃的表兄,同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念的是輪機系,畢業後到美國獲得了麻省理工學院造船博士學位,副總裁理查史密斯,是美商船船員搖籃KINGS POINT 畢業,做過輪機長,陳老闆夫人,JEAN CHEN 牙買加移民,同樣在上海交通大學念過一年,到台灣後從台灣大學畢業,到美國留學的劉家元先生是辦公室經理,香港華僑唐先生是會計,王中光和我是駐岸工程師,負責所有修船和管理機艙人事,美國女孩子瑪格麗特是秘書,公司的船隊已經增加的十一條船,有散裝貨船,油輪,乾貨船,和一條中國船東擁有的第一條全貨櫃輪,公司沒有駐岸船長,所有船員是從台灣分公司聘用,台灣分公司經理馮樹屏是陳先生交大同學,王中光和我是日夜運作這十一條船,不僅在機艙運作和修理上需要費心,還需要處理貨物裝卸,船員調配,安排船員接送,甚至預訂貨物,後來公司有了集裝箱船,我們還需要安排貨櫃裝船的位置,讓船在滿載時,依然保持安全係數內,每年百分之六十時間,我和王中光都是出差在外,那時我們有三條油輪在委內瑞拉和加勒比海之間運油,我們幾乎每星期都要到那些油港照料我們的船,美國的每個港口向自己家裡廚房一樣熟悉,到美國公司後,接到陳老闆的第一個命令是立刻結束在紐澤西罷工的船員,經過兩天的遊說,我解僱了輪機長,答應給船員加薪,所有船員同意上一條剛剛接收到新船。

我在陳玉書的家裡住了兩個月,飛到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代理行一位職員帶我到美國大使館辦理美國B2簽證,去掉船員身份,可以在美國合法工作,卡拉卡斯市內窮人和富人的生活區別讓人震驚,那些貧民的房子根本不是建築出來,而是用厚紙板和朔料布像積木一樣搭成,沒有水和電,更沒有廁所,這樣非人生活環境不是用文字可以描述,世界上不公平,不人道的地方比比皆是,回紐約後我從陳玉書家搬到布魯克林黑人區,一棟香港來移民租的公寓,他將這公寓隔成五個房間,自己住在帶浴室的主臥,其他四間租給單身漢,房客都是香港或台灣的移民,一個留學生,兩個在餐館打工,收到的租金這位二房東每月還有幾百元剩餘,在不出差時我會和公園一些黑人孩子打籃球,並成為朋友,我的其他室友,他們每月被搶劫一次或兩次是家常便飯,我很幸運從來有人搶劫我,週末我大部分到王中光家,大飽一頓小朱美味的晚餐,然後幾位朋友打通宵麻將,搭子一定有劉家遠夫人。

父親在1974 年到美國旅遊,他在考察退休后是留在台灣或移民美國和孩子住一起,他先在舊金山箐箐家住一個月,然後到密西根和樹藩家小住,那時樹民在台灣大學做研究工作,到紐約住在大老虎公寓,在兩個月的探索下,他決定還是留在臺灣退休比較方便,不幸的是他回到台灣,不到兩個月在一場車禍中,奪去了他的生命,給我們留下了父愛兼母愛,母親在18年前去世後,他從來沒有再結婚的念頭,雖然希望能夠成為他女人的可以排隊,他男人的氣勢非常吸引女人,他是一個健談但是非常自律的父親,他像所有其他中國父母那樣,從來沒有在口頭上說愛我們,但我們都知道他在關心我們,尤其我這個不按牌理出牌的黑馬,我們更了解,在家庭所有成員都移民到美國后,他是多麼地孤獨,家裡除了一位用人服侍他三餐,連一個說話的人都沒有,尤其在暑假期間,也不需要到學校上班,他只有到嘉義找朋友打麻將來打發時間,可是他有一個原則,從來不打通宵麻將,晚上絕對要回家睡著自己床上,一天晚上在回家的計程車上,他靠着車窗睡著了,大概司機也在打瞌睡,車子撞到路邊電線桿,在後座的父親,太陽穴碰到車窗的搖把,就無聲無息地離開我們,我們很遺憾沒有能夠花更多寶貴的時間陪他,讓他退休後能夠享受快樂和滿意的生活,多虧樹民在台灣,照顧你父親最後的路程,除了樹馨因為期末考無法離開,我們其他孩子都送了父親最後一程,幾年後,父親學校的同事在徵求我們同意後,將父母和大阿姨的骨顱火化後送到嘉義一個廟裡祭奉,我們兄弟姐妹回台灣時,一定會到廟裡上香問安,一次家庭聚會中,我們全部同意將他們的骨灰帶回美國,可以隨時去整理和祭奉,箐箐到過廟裡兩次,找不到骨灰,廟裡告訴她因為靈骨塔發生過火災,雖然所有骨灰被救出,但是卻不曉得為何找不到,樹民和樹藩也收到同樣的理由,他們的骨灰從此消失了十年,一直到1995年因為工作到台灣,箐箐要我再的廟裡問問看,在楊華強陪我到嘉義,我一到廟裡問他們骨灰事,還沒有說完三人的名字,廟裡告訴我,他們找到了這三盤骨灰,而且有預感最近會有人來領取,三盤都放在廟裡大廳,你可以直接拿走,我不是一個迷信的人,卻實在無法解釋這樣的巧合,兄弟姐妹不曉得到過廟裡多少次,都說找不到,他們已經放棄尋找的念頭,我十幾年沒有到台灣,是抱定最後一次探詢這些骨灰,廟裡怎麼知道最近會有人來領取? 楊華強也無法回答這不可思議的疑惑,回答高雄,菊子給我一個半信半疑的解釋,親人的遺物和靈魂必須是大兒子,才可以移動和做其他安置。

1974年8月,全家在愛玲帶領下,在舊金山住了一星期,然後搬到我們在紐約傑克遜高地租的一套公寓房,紐約皇后區是中產階級上班族居住的社區,這是一棟相連三層的公寓,房東是中國人,因為工作調動必須移居華盛頓, 他讓我照顧這個公寓,並替他取租金,我們住的二樓有兩個臥室,廚房,客廳和一個浴室,三樓和二樓形式完全一樣租給一印度家庭,一樓只有一間臥室租給一對哥倫比亞,因為我是代理房東,能夠使用後院和前院的停車位,孩子們全部住在一間臥室,我自己做了兩個上下舖的木床,在拿到駕駛執照之前,我花了兩千五元買了一輛舊車,那輛車帶我們全家到過很多地方遊玩,她們來到最初的幾個月,我開始教恩恩和聖聖因為她們已經上學了,她們以前從未學過英語,六個月後,她們告訴我不要再教了,因為我的發音很糟糕。

在不出差的日子,每天開車送孩子到學校,在地鐵站附近找到停車位,就搭地鐵上班,買一份紐約時報在地鐵上看一小時,假如王中光也沒有出差,中午的午餐一定是小朱做的鹵牛肉夾麵包,有時我們會換換口味,把鹵牛肉麵包丟掉,到附近餐館打牙祭。

1976年,我們在皇后區邱園買了一棟獨立房子,那是一個猶太人小鎮,在傑克遜高地東約10英里,這小房子約居住面積有1500尺,地有3600尺,有小小草坪的前園,房子比地面高出三尺,進來是門廊,客廳,餐廳和廚房,有一廁所,二樓有三間臥室,一間設施齊全的浴室廁所,有一個四邊水泥牆的地下室,我花了一年時間把地下室,改建成兩個臥室,一個書房和一個浴室,,後院是全水泥地,給孩子買的寵物,萊西狗海利的狗窩,就在後院樓梯下,這是一個可愛的房子,假如沒有出差,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廚房裡為家人準備晚餐。

作為駐岸工程師,我們經常旅行,雖然外出旅行是很辛苦,因為船絕對是有問題,我們才會不辭千里的出差,不但需要調整時差,更為解決問題還得花費腦筋和人際關係,但是出差有時也會帶來一些美好的回憶。  

在1975年,在伊朗南部的一個石油碼頭阿巴丹港解決一艘油輪的裝油問題後,我利用在德黑蘭轉機回紐約的行程,我抓住這機會要求代理行延期兩天航班,我用這兩天時間遊覽波斯的都德黑蘭,這是一個美麗的城市,在巴拉維國王時期,這裡擁有最友好的回教徒,我參觀了幾家絲綢地毯工廠,也到舊皇宮和大巴扎,從德黑蘭到紐約,我必須在巴黎再次換飛機,當時沒有太多的航班,更沒有能夠直飛的大飛機,我決定下飛機,試試看是否能夠在浪漫的巴黎呆上幾天,機場旅客不多,一位小個子移民官拒絕讓我入境,因為我的臺灣護照上沒有法國簽證,這位移民官講了成噸的法語來解釋拒絕的原因,一句都聽不懂,我很生氣地用英語告訴他,我來自臺灣,我們是二戰期間和自由法國聯合一起和法西斯作戰的國家,我問他,一個曾經為你們解放國家的人民到你們國家來遊覽,你們能夠拒絕嗎? 我說完,這移民官用標準的英文問我,你是從台灣來的嗎,那個叫福爾摩挲的地方? 我回答是從美國來的但是我在那裡念書長大,他問我蔣介石好嗎? 同時給我一星期的過境簽證,出了機場找到一個會說英語的計程車,我告訴他,要在巴黎呆留三天,每天帶我出去遊覽,三百美元包下這車,司機將我送到艾菲爾鐵塔附近一個當地人的旅館,接下來的三天里,在司機不暢通的英語説明下,我遊覽了整個巴黎。

1976年,我到埃及亞歷山大港,處理我們船的轉載小麥問題,因為埃及沒有榖類運輸機,我們公司特別買了十台機器,預備自己在碼頭邊的穀倉,將穀物直接吸進貨艙,因為這十台舊機器是我經手買的,也是我帶修理工廠整修後送到船上,裝貨我必須到以免耽誤船期,晚上船長和我到岸上觀光,我沒有足夠的埃及幣吃晚飯,在埃及黑市貨幣兌換比官方要多出四倍,正在愁任何獲得埃及幣,一個留著鬍子的埃及人走近我,同意用黑市價格換一百美元給我,這個傢伙拿出埃及幣,當了我面算了兩次,確實是正確數目,我接過他的埃及幣,將美元給他,他警告我,不要呆留太久,假如被警察抓到要進監牢六個月,在一個安靜的巷子內,我拿出埃及幣,發現前面幾張是真實埃及幣,下面全是白紙,到今天,我仍然搞不懂他怎麼這麼快就換上白紙。

船離開亞歷山大港,我回到開羅,預備住在希爾頓酒店一晚,搭乘明天飛機回美國,晚飯後,坐在旅館酒吧,我告訴自己,這是訪問一個與中國有相同古老歷史國家的大好機會,我到櫃檯要求再延期三天,對不起,我們旅館全部客滿,雖然我有希爾頓酒店金卡,也沒有用,我也不放棄要求,在值班經理直接溝通後,旅館答應讓我免費住在游泳池邊的休息小屋,有床和其他設備,但是必須用公共浴室和廁所,太很值得了,第二天通知代理行將機票延期,和租用三天計程車,開羅的博物館,金字塔和其他著名的歷史遺跡,給 我震撼的感觸,我認為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

1976初,我被派到南韓大宇造船廠檢查兩條德國船東定的兩條內河使用的礦砂船,海皇公司預備買下來,改裝成貨櫃輪,跑台灣和香港貨駁運計劃,韓國造船業剛剛起飛,從日本高薪聘請一些退休的造船師和工程師到大宇船廠,最吸引日本人來的是單身和喪偶的,船廠會配給一位女士服務他們,我看到一條船,根據德國船東代表告訴我,為了趕進度,一位在艙內噴砂工人從鷹架上摔下來去世,船廠不停工,直到噴砂工作完成後,再將屍體送出.

從韓國再到香港,和我們分公司經理討論貨櫃操作問題,在香港見到以前在台灣修船認識的船東歐椿堃,是上海交通大學畢業的船長,在修完他兩條船後,我們有保持聯絡,他女兒在紐約念大學,有時也照顧她,歐椿堃帶我上他在香港維修的一條船,他的工程師也是我們同學,比我高一班,剛好他們船上主機出來問題,英國驗船師不發適航證書,這條船就無法載貨賺錢,在這情況下,我提出臨時修理方法,獲得驗船師同意,但是他要求在三個月必須將問題解決,我對他說,船東比你更著急將船修好,但是你能夠擔保三個月拿到原廠配件嗎? 你應該給點時間是在收到原廠配件第一適當時間修復,驗船師,同意我的提議,問題解決了,晚上吃飯時,他開出條件,給我百分之十五股份,每月薪水港幣一萬五千,擔任工程副總職務,我立刻拒絕了這誘惑的待遇,他們公司已經有工程師而且還是我學長,我怎麼可能憑空來做他上司,何況我孩子在美國唸書非常順利,可能放棄美國搬到香港嗎?

從香港到台灣和我們運作貨櫃的代理行見面,也是我們同學黃得三,比我低一班念航海系的,他介紹他們公司律師陳水偏和我一起晚餐,那時陳剛剛為高雄事件幾位被告出庭,在台灣人中有些聲望,我們在交談中,他的回答總是不著邊際的,大概這是中外所有律師的通病吧,晚餐後,我同學請我到酒廊喝酒,陳沒有去,黃說他老婆吳淑珍家教很嚴,沒有想到十幾年後,陳還成為台灣的總統。

1976年底,王中光和我被派到高雄造船廠待一年,將那條韓國造的礦砂船改裝為全集裝箱船,不但要加強船上甲板,更需要修改貨艙,更要將機艙所有機械全部檢測修理,這是一個非常困難和技術性工作,在我們努力下,終於完成,而且比原來船廠報價還低百分之十,給台灣造船歷史留下一段奇蹟,回到紐約將一年的出差費用給陳太太報銷,被退回來刪除一千美元,我找陳太太問原因,她的回答這次你出差是帶了家屬一起,他們節省了很多飲食費用,所以必須從你的報銷單扣回,我脾氣來了,我告訴她,我們每次出差都只會為公司節省,我們每天午餐都是在船廠食堂用免費的,平均一天二十美元,也替公司省下七千美元,我們早餐可以在旅館吃西式,每份是六美元,我們自己到外面吃燒餅油條,花費不到一美元,一年也替公司節省一千多美元,你扣掉這一千元,是在侮辱我的人格,陳太太笑笑,說已經扣了不能夠修改,我找陳玉書評理,他說陳太太說了算,這次出差費用風波,讓我決定找一份新工作。

1977年中,我告訴陳先生,給他一個月通知,我決定辭職,陳先生不相信我說的話,他以為我只是再要挾, 在最後一天,我像往常一樣加班,離開公司前,向陳先生和陳太太道別,並感謝他們四年中對我的照顧,他們震驚了,答應給我加薪百分之二十,我拒絕了,但是我曉得在我離開後,陳先生給所有職員加薪百分之三十。

新公司距離“海皇公司”只有一百尺,就是我在實習時候上的船公司,我的薪水是比以前增加百分之三十,答應我在六個月後的績效考核,有機會再調整薪水,新公司的同事都是上海交通大學的校友,都是擁有船長和輪機長執照的資深船員,而我只有十一個月三管輪經驗,在公司裡被當作資淺工程師使用,我沒有必要在老前輩前表現,每天完成自己工作,也不需要出差,生活非常安定。

1977年底,所有員工薪水因為年度業績略有提高,同時我的績效考績六個月到了,薪水並沒有調整,我向我的老闆,工程副總裁提出質疑,他告訴我這事他不管,可以直接向總經理徐經方提問,我知道徐總脾氣很暴躁,盡量避免和他面對面談話,我別無選擇,和他討論六個月評估的結果,他回答,因為公司對所有員工做了下年度薪水調整,所以我們六個月考績評估,就和年度調整一起實行,我立即回答他,徐老闆你不遵守承諾,我可以告訴你,我找到另外工作,就立刻辭職,他看著我說,不會阻止我的。

有一天午餐時間,他在臺灣出差,大老闆不在位,員工午休時間延長了,徐老闆打電話來,整個辦公室只有我一個人在,接了電話,告訴他現在是午飯時間,同事都出去吃午飯,他立刻開始詛咒和罵人,我被這種髒話惹惱了,告訴他,不管是同事和上司,我不會容忍這種髒話,立刻掛斷電話。

第二天早上,到進辦公室,老闆叫我到他的辦公室,我以為昨天掛徐總電話,今天會拿到一張解僱的粉紅單,可是我吃驚的是,他告訴我,徐先生無意對任何人說髒話,這只是他的口頭禪,沒有任何壞意,何況徐先生是大老闆,我們必須給他留面子,希望下次不要掛斷他的電話,從此以後,徐先生減少了罵人的習慣。

徐先生是這個公司掛外國旗幟的的總裁,真正的老闆說陳啟元博士,他也是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EE博士學位,他不僅擁有這家十二條掛外國旗的船公司,他還有一支八條掛美國旗幟的裝載液化天然氣油輪的船隊,從印尼運液化石油到日本,這六條全世界最新的船隊,在美國造價值超過十億美元,經過美國國會批准,由美國政府貸款建造,全部是美國船員,他兒子是整個集團公司的營運副總裁,那時我們公司有幾條船分別在馬耳他和紐奧良出問題,我的小老闆和兩位資深駐岸輪機長都被派出任務,剛好陳啟元將一丹麥公司四條舊船買下,全部在美國巴爾的摩船廠作交船檢驗,我和集團公司駐岸船長洛維和陳博士兒子詹姆斯一起到船廠接船,經過四條船的交接,我的經驗和處事方法,給這兩位集團高管刮眼相看,和他們以前接觸到人大有不同。

有一天,徐先生叫我到他辦公室,告訴我陳先生非常欣賞我,希望我能夠長期在公司工作,他告訴我從今天起,我的薪水將調整一倍,他還告訴我,我的薪水是這公司唯一比他少的員工,我回答很感激陳博士的提議,但是我絕對不會接受薪水比我自己的老闆還高,徐回答這不是問題,多餘的錢可以不公開給我,我笑了笑,可能嗎? 公司員工薪水都是財務開的支票,就算財務保守秘密,可是出納不會告訴自己最親密的同事?世界上沒有紙包得住火,當我老闆知道我的薪水比他高出怎麼多,我如何面對他,如何面對其他同事,除非我的老闆薪水比我高一些,甚至相同我才會接受,徐老闆說,這是不可能的,薪水必須和能力成正比例,我還是心安理得的拿原來薪水。

1978年6月,我接受了洛杉磯阿科油公司維修工程師職務,我通知徐老闆,一個月後立刻,陳博士兒子詹姆斯,在下班後和我做了多次交談,希望我繼續留在公司,假如不願意在原來公司,可以到他們的液化天然氣公司擔任維修工程部門經理,我拒絕了詹姆斯的提議,告訴他我應該的美國上市公司的船公司學習一些營運方法。

1978年底,我們全家從紐約搬到了洛杉磯,一個嶄新的生活要從我三十五歲開始,學校畢業十二年,都是我開除老闆,我必須學會如何和老闆和睦相處。

 

第一段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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